火车轮子碾过铁轨接缝的哐当声里，我把耳机线缠了又解，解了又缠。
那段被电流扯碎的语音在耳膜上刮了七遍——“注意身边……有Echo0”，尾音带着气音，像谁攥着最后一口气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不是警告，更像求救。
对方知道我能听懂，也知道危险就藏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我摸出裤兜里的吴德海笔记残页，煤油灯烤过的纸页带着焦糊味。
翻到1970年那页时，“D7共振腔设计仅限创始组知悉，不得外传”的字迹突然刺得眼睛疼——原本这里该是段设备参数，不知被谁用黑墨水涂成了块脏斑，边缘洇开的墨迹像团烂棉花。
红岭变电站那道焊缝的折角，和D7腔的共振路径分毫不差，连应力释放点都踩在同一个毫米级位置上。
敌人不仅偷了技术，还摸透了当年的保密层级——能接触到创始组核心资料的，要么是参与过项目的老人，要么……从未离开过。
火车“吱——”地刹住时，我差点撞在前排椅背上。
玻璃上映出站台的灯箱，“红星机械厂”五个红漆大字被雪水冲得斑驳。
我把笔记塞进工装内袋，棉鞋踩在结霜的水泥地上，每一步都像踩在冰棱上。
研究所的走廊还飘着食堂的白菜味，林小川抱着一摞档案从资料室冲出来，鼻尖挂着汗珠：“林总！近三年参与军民共用设施检修的名单，我筛了三遍。重点标了接触过60年代老设备改造的——”他翻到中间一页，食指戳在“陈兆年”三个字上，“1971年变压器维保单，签名是他。原电气车间高级技工，三年前病退，住址辽西郊区。”
“陈师傅？”背后突然响起老罗的声音。
我转头，他正扶着门框喘气，工装袖口沾着焊锡的焦黑，“他走的时候手抖得拿不住螺丝刀，还能搞精密焊接？”他搓了搓后颈，喉结动了动，“上回我去看他，床底下堆着降压药瓶子，说话都带喘。”
我盯着名单上的签名，笔锋遒劲得不像病人写的。
“小川，”我把档案递过去，“用放大镜比对1968年他修发电机时的签名。”林小川应了声，跑向实验室的脚步带起一阵风。
两天后，我站在辽西郊区的土坯房前。
门楣上的红对联褪成了粉色，窗纸破了个洞，冷风“呼呼”往里钻。
推开门的刹那，霉味混着焊锡的焦糊味扑过来——满墙都是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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