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外的北风卷着雪灌进来，苏晚晴的围巾被吹得飘起来，扫过我的手背：“他知道有人要动他的手艺，所以藏了名字。”
当晚，我在办公室起草《关于追认吴德海同志为早期军工贡献者的建议书》。
稿纸铺了半张桌子，周振声的钢笔在“联署人”栏签下名字时，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当年他焊梅花点，我还说他多此一举。”
“现在不是了。”我按住他发抖的手，“您的名字在这儿，比任何证明都有力。”
党委会开了三个小时。
我站在投影仪前，把舱盖的照片、摩尔斯码的翻译、还有那三张伪造的保密协议一张张放给委员们看。
说到“有些人死了，可他们做的事还活着；有些人活着，可他们的心早就死了”时，老所长摘下眼镜擦了擦，我看见他眼眶红了。
表决时，十九张赞成票拍在桌上的声音，像十九声鼓点。
公告贴出的那天，雪停了。
我站在告示栏前，看老工人们围在那里，有人用袖口擦告示上的雪，有人小声念着“吴德海”三个字，像在念一个久别重逢的名字。
夜里十点，保卫科小王敲开我办公室的门。
他的棉鞋上沾着雪，脸色发白：“陈……陈国栋羁押室里不对劲。我们听见咳嗽声，撞开门一看，他把枕头里的棉絮全撕碎了，堵在嘴里。”
我跟着他跑到羁押室。
铁窗漏进的月光里，陈国栋蜷缩在墙角，嘴角沾着棉絮，眼睛瞪得像铜铃。
见我进来，他突然挣扎着往前爬，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呜咽，像是要喊什么，又被棉絮堵得发不出声。
“他怕什么？”小王小声问。
我没说话。
月光照在陈国栋胸前的工牌上，金属表面泛着冷光——和吴德海那枚被烧毁的工牌，是同一年的批次。
三天后，我在档案馆整理吴德海的资料时，传达室老张头抱着个铁盒进来。
铁盒表面有烧过的痕迹，边角磕得坑坑洼洼，没有寄件人地址，只贴了张便签：“转交林总”。
打开铁盒的瞬间，铁锈味混着焦糊味涌出来。
里面躺着半枚工牌，编号0379，正是吴德海的。
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在颠簸中写的：“告诉老周，第七次校频那天，我没关滤波器。”
我捏着工牌走到窗前。
雪后初晴，阳光照在院子里，周振声正独自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仰头望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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