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过电话线。
接着“滋啦”一声，一串短促的脉冲钻进来，时强时弱，像人在敲摩尔斯电码。
我手忙脚乱摸出录音笔，按下录音键时，手心全是汗。
“找到了。”我对着空气说，声音轻得像叹气。
次日清晨登机前，我在洗手间的镜面背面贴了张便签，用铅笔写着：“青松岭的雪化不了，但根还在。”水蒸汽漫上来，字迹慢慢晕开，像片融化的雪花。
我知道，王正国的人会发现它——他们要的是“无意义”的安全感，而我要的，是让苏晚晴在看到便签时，启动下一层暗桩。
直升机再次升空时，铅盒里的硬盘还带着我体温。
云层下的军用机场渐渐缩成个黑点，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录音笔，里面存着那串脉冲波——就算硬盘彻底死了，这些残波也能让修复专家顺着线头，把数据从磁粉里抠出来。
“师傅，火种所到了。”飞行员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
我望着窗外越来越清晰的研究所大楼，地下三层的修复室此刻应该亮着暖黄的灯，老专家们正把显微镜对准盘片，用细得像头发丝的镊子挑开氧化层。
而我怀里的铅盒，正压着整个事件的命门——它或许只剩七成数据，或许磁头已经变形，但没关系。
因为机器不会说话，但人会替它说。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知道，有人比我们更害怕它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