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防‘人蛀虫’。”
我望着墙上新贴的“数据清明榜”，榜单上工工整整写着每个环节的责任人、防伪措施、公示渠道。
窗外的月光漏进来，照在“全民共护信息系统建设纲要”的草稿上——那是我下午刚写的，钢笔字还带着墨香。
“往后啊，”我摸着榜上新盖的红公章，“不光设备要分防护等级，数据也得有。”我抬头扫过屋里的人：苏晚晴正用铅笔在“纲要”上画着重线，林小川趴在桌上算电传机的刊发周期，朱卫东给老罗续旱烟，火星子映得他眼睛发亮。
墙角的老座钟“当”地敲了十下。
苏晚晴突然抬起头，眼镜片上反着月光：“对了，国家标准终审会的通知下来了。”她从文件堆里抽出份公函，“有专家提了新意见，说‘三看一听’缺乏量化指标……”
我接过公函，月光透过纸背，把“量化指标”四个字照得发白。
窗外的杨树叶沙沙响，我想起老周蹲在田埂上的样子——他用“灶台上的烧糊碗”说绝缘子损伤，用“漏雨的瓦”比瓷瓶裂纹。
那些带着泥土味的比喻，何尝不是最鲜活的量化？
我把公函折起来收进抽屉。
明天，得让林小川把“三看一听”对应的隐患照片整理成册；得让朱卫东找老周他们再录段广播，把每个比喻的“量化标准”说透；得让苏晚晴把比对卡上的标记方式再细化……
墙角的老座钟又敲了一下。
我望着窗外的月光，突然笑了——有些道理，光用数字说不透；有些“量化”，得让千万双带着老茧的手，亲自指给他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