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舞台，终究还是来了。
一周后，厂工会门口那块掉漆的宣传栏上，贴出了一张刺眼的红纸启事：为响应上级号召，激发广大职工群众的生产热情，厂里拟成立一个“生产革新群众工作组”，现面向全厂征集成员。
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池塘，瞬间激起千层浪。
各车间里，午休的、抽烟的、打饭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声嗡嗡作响。
有人摩拳擦掌，觉得这是个露脸的好机会；但更多的是怀疑和冷嘲。
一车间的老钳工啐了口唾沫，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一圈人听见：“又是喊口号，雷声大雨点小。折腾半天，最后还不是那几个干部说了算？咱们工人，就是陪太子读书的命。”
这话像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盯着那张红纸，上面的油印字迹在阳光下有些晃眼。
机会，这就是我一直在等的机会。
但老钳工的话也点明了最大的风险——如果这个“工作组”最终还是落入了形式主义的窠臼，沦为某些人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那我所有的准备和期待，都将是前功尽弃，甚至会成为一个笑话。
不行，绝不能这样。
当晚，我借口检修设备，把赵卫东和苏晚晴叫到了锻压车间后面那个废弃的工具房。
昏暗的灯泡下，我把自己的担忧和盘托出，赵卫东一拍大腿：“没错！要是让办公室那帮秀才来定规矩，最后肯定又是写不完的报告、开不完的会，屁用没有！”
我看着他俩，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说：“所以，我们必须抢在所有人之前，在他们给这个工作组定调子之前，先把‘玩法’定下来。”
第二天一早，一份《关于设立基层技术改进小组的建议书》就出现在了技术科科长的办公桌上。
我没有通过工会或者办公室，而是耍了个小聪明。
我把这份建议书夹在了苏晚晴替我誊抄的最新设备台账里，让她去交给主管技术的科长签字。
这样一来，既避免了人言可畏，说我一个普通工人野心太大，又能确保这份东西，第一时间落到真正懂行、关心生产的人手里。
建议书里，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条核心原则：一、小组必须由一线工人为主体，技术人员只作为技术顾问和辅导，绝不能喧宾夺主。
二、每月由全厂工人匿名投票，选出当前生产线上最急需解决的三个“痛点”，作为小组的攻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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