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痛点榜单”。
三、所有改进成果必须公开评议，奖励发放要打破常规，向提出想法和动手实施的实际操作者大幅度倾斜。
这三条，条条都像是在挖旧体制的墙角。
交上去之后，是漫长的三天沉寂。
厂里风平浪静，那份建议书仿佛石沉大海，没有激起半点涟漪。
赵卫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好几次想冲去技术科问个究竟，都被我死死按住。
我心里也打鼓，但只能强作镇定
直到第三天下午，负责厂区治安巡逻的李卫东，借着送文件的机会，悄悄溜到我身边，神色紧张地告诉我一个消息：就在上午的干部例会上，保卫科的张干事突然发难，提议说，“此类涉及生产革新的群众组织，政治属性很重要，必须由政治面貌过硬、思想觉悟高的政审合格者来牵头，且所有活动必须全程置于组织监督之下，防止出现思想跑偏的苗头。”
危机，真正的危机浮现了。
张干事这番话，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是一记毒招。
一旦给这个平台戴上沉重的政治枷锁，所谓的“革新”立刻就会沦为装点门面的摆设，任何一点大胆的想法都可能被扣上“思想跑偏”的帽子。
这个还没出世的小组，就要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赵卫东听完，气得脸都涨红了，攥紧的拳头骨节发白，怒不可遏地就要往外冲：“他妈的，这张干事就是个搅屎棍！老子现在就去找他理论理论，生产上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他一个看大门的指手画脚了！”
“站住！”我一把将他拽了回来，厉声喝道，“你现在去，是想让所有人都看我们的笑话吗？硬顶是下下策，只会把事情彻底搞砸！”
我把他按在一条长凳上，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分析：“张干事这么说，迎合了某些领导求稳怕乱的心态。我们直接反对，就是跟这种心态作对。我们得换个法子，得让他们觉得这事‘可控’，但同时又觉得这事‘离不开我们’。”
那一晚，我通宵未眠，就着刺鼻的机油味，起草了一份全新的、妥协版的方案。
我保留了“工人参与、解决痛点、按劳分配”这三个核心机制，但在形式上做了巨大的让步。
名义上，这个小组不再是独立的群众组织，而是挂靠在技术科名下进行管理。
最关键的一步，组长的人选，我推荐了苏晚晴。
她的档案“根正苗红”，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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