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日深夜，会议厅的灯光已经泛出疲惫的青白。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刚才那场关于“可行性标准”的辩论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赢了半局——至少，他们不再把我的建议当成异想天开。
可我知道，真正的大战还没开始。
就在这时，科工委值班员推门而入，手里捏着一份电报，脸色发紧：“林代表，紧急通报！西南试制三厂枪机框模具崩裂，整批特种钢报废，进度延误……至少两个月。”
空气骤然凝滞。
有人倒吸一口冷气，随即低声嘀咕：“又是基础工业的问题？模具撑不住热处理压力，这种事年年有，能怪谁？”
“图纸是部里定的，材料是国家配的，出了问题，总不能让工人背锅吧？”另一人反驳。
“不是背锅，是现实！”先前那人冷笑，“我们搞设计的画图容易，可你们谁能保证，一台五十年代的老压机，配上六级工的手，能在零下十度的车间里打出百分百合格的件？”
这话像根针，扎进所有人心里。
我起身走到投影幕前，接过事故报告快速翻阅。
照片上，模具断裂面呈放射状裂纹，典型的应力集中导致的脆性断裂。
冷却通道布局不合理，拐角处直角过渡，材质选用了高硬度但韧性不足的Cr12MoV——这不就是火种工坊半年前踩过的坑吗？
那时小崔焊完模具，夜里守了整整十二小时，最后还是炸了。
我们拆开分析，记了三百多条数据，才改出现在的梯度冷却+圆角强化方案。
那份失败档案，现在还锁在我抽屉最底层。
“申请启用实践组临时应急权限。”我声音不高，却清晰传遍全场，“组建跨厂攻关小组，今夜就干。”
会议室一片哗然。
“你这是越权！”一位老专家猛地站起，“设计方案归口管理，岂能由地方擅自修改？”
“我不是要改设计。”我盯着他，一字一顿，“我是要救这批钢。再拖两天，钢厂就得重新冶炼，光成本就是二十万——那是两千个家庭一年的口粮。”
没人再说话了。
凌晨两点，红星厂东楼会议室亮如白昼。
来自五个厂家的十二名八级工和技术员陆续抵达，大多是连夜乘绿皮车赶来的。
有人穿着沾满机油的工装，有人脚上还套着东北的毡靴。
他们彼此陌生，坐姿拘谨，眼神里带着审视与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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