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续赶来，他们都是从各厂抽调的一线骨干，脸上带着风霜和疑虑。
我掏出一张泛黄的纸——全行业枪械装配一次合格率统计表。
“68%。”我把纸拍在桌上，“这意味着每三把枪就有一把需要返修。问题出在哪里？是设计太差？还是我们工人笨？”
没有人说话。
“是工艺落地断了链。”我的声音不高，但却像锤子敲在铁上一样，“图纸画得再漂亮，车间没有恒温环境、没有精密量具、没有合格的热处理炉，你拿什么保证公差？战士在雪地里拉枪机，手冻僵了，护木拧不开，你说他该怪自己手套厚吗？”
屋里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苏晚晴坐在我斜对面，她那张冷白的脸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神却亮得惊人。
她没有打断我，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明天分组讨论，我申请主持‘人机适配与野战维护’专题。”我说，“他们谈论的是未来，我们要解决的是明天就能投产的问题。”
第二天，阳光刺眼。
我让工作人员搬上来六个麻袋，重重地落在会议厅中央。
哗啦一声，零件倾泻而出——弯曲的导气管、断裂的复进簧、磨平的击锤凸榫，还有几块烧蚀严重的枪管残片。
台下一片哗然。
“这些都是过去半年各大厂返修枪支拆下来的。”我蹲下身，捡起一根变形的导气管，“它不该在这里。它本该在战场上，替战士挡住一颗子弹。”
我站起身，扫视全场：“这些不是废铁，是战士们用生命写下的技术报告。”
然后，我按下放映机的开关。
一段8毫米的胶片开始滚动：暴风雪中，一名边防战士跪在雪地里，步枪卡壳了。
他徒手敲打护木，手套撕裂，手指冻得发紫，但护木却纹丝不动。
镜头拉近，他的眼里有血丝，有绝望，也有倔强。
画面定格。
我问道：“各位专家，你们的设计，能不能让他戴着手套修理枪支？”
没有人回答。
第三天，主导研究所提交了完整的设计方案，全场鼓掌。
流程进行到最后，我举起手说：“我想做个实验。”
所有人都愣住了。
工作人员抬上来两支同型号的样枪。
一支是由研究所团队按照新方案装配的，使用进口工具和精密校准设备；另一支，是我带来的“火种团队”——两名八级钳工、一名热处理老师傅，在普通车间用土办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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