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调校的。
射击台架设好了。
采用全自动模式，连续射击一百发。
第一支枪，前二十发很稳定，第三十发开始弹道偏移，第五十发枪管明显过热，第七十八发出现两次轻微卡壳。
第二支枪，全程平稳，百发无故障，枪口几乎没有偏移。
数据投影到墙上。
我平静地说：“不是他们的设计不好，而是我们现有的钢材、热处理工艺和装配工人水平太差，支撑不起那种精密的结构。”
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
有人低头翻看记录，有人悄悄摘下眼镜擦汗。
冯老坐在后排，嘴角微微动了动，没有说话，但目光炯炯有神。
当晚，我回到招待所房间，刚倒了杯热水，桌上的红色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放下杯子，拿起听筒。
“林钧。”是冯老的声音，低沉而清晰，“科工委有领导问……”
我盯着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满脸疲惫，眼底却燃烧着火焰。
我没有回答。
冯老的声音在电话里停顿了两秒，像是一枚钉子卡进了沉默的木板。
“林钧，”他缓缓开口，“科工委有领导问——你是不是早知道材料瓶颈？”
我站在窗前，热水杯的热气氤氲着玻璃，映出我眼底那一道未散的血丝。
窗外是招待所后院那堵被我贴满故障图的墙，此刻在夜色中像一头蛰伏的兽，无声地吞吐着过去七十二小时里的每一场交锋。
我摇头，对着听筒说：“我不光知道材料撑不住，我还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事——比如0.03毫米的轴向间隙，在实验室叫公差，在战场上，那就是哑火。”
电话那头再没说话。
挂了电话，我没睡。
笔尖划破纸面的声音一直响到凌晨四点。
桌面上摊开的是三张草图、两份返修记录、一本泛黄的《金属工艺学》笔记——那是我穿越后靠记忆手抄出来的残本。
我在写一份建议书，《关于建立“基础工艺能力评估体系”的建议》，不再是零散改进，而是要重构规则本身。
三条红线必须前置：
一、现有设备兼容性——你的设计能不能在我这台1954年产的老铣床上做出来？
二、工人平均技能水平——全厂八级工不到百分之三，你让六级以下工人怎么装配精密接口？
三、野战环境下可维护性——风雪里戴手套拆枪，泥水里更换零件，这不是演习，是活命！
这不是反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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