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屋，只朝我招了招手：“林钧，来趟我办公室。”
我跟着他穿过长长的走廊，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回荡。
他办公室灯还亮着，窗帘拉得严实。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边缘已经磨毛，上面盖着红色“机密”章。
“这是……？”
他没回答，只是把袋子轻轻推到我面前，目光沉得像压住了千言万语。
“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他顿了顿，“但你要记住——不是所有人都盼着咱们好。”我捏着那个牛皮纸袋，指节发白，封口处的火漆印还带着一点温热——像是刚从某个密室抽屉里取出来时被人手焐过。
周厂长没再多说一句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压着千斤重担：有担忧，有托付，还有藏不住的一丝悲壮。
“出身有问题”……这五个字像根锈钉子，二十多年来反反复复往我骨头缝里凿。
可现在，它竟成了别人用来否决一个项目、掐灭一缕火种的理由。
我笑了下，把档案袋轻轻放进公文包最底层，上面叠好《火种计划》的培训排期表和冯老的手抄讲义。
“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问题出身’也能扛起国家大事。”
话出口那一刻，心里反而静了。
回宿舍的路上，风雪更大了。
巷子口的路灯闪了几下，熄了。
整片厂区只剩几扇亮灯的窗户，像黑夜里不肯闭眼的眼睛。
我知道，其中一扇，是苏晚晴办公室的。
我没去敲门。
有些话不必说尽，有些光不必直视。
她给我的，从来都不是安慰，而是清醒——冷得像北方冬夜的钢尺，却量得出最精准的距离。
那一夜我没睡。
煤炉上煨着一壶水，蒸气顶着壶盖噗噗作响，像某种隐秘的倒计时。
我把所有随身资料又过了一遍：火种工坊三个月来的训练记录、七项微改工艺的数据对比、还有那份被我反复修改的《模块化维修单元构建思路》——这是我要在科工委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正式提案。
不是争名夺利，是抢时间。
我们等不起十年。国家也等不起。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门外传来脚步声，一声接一声，踏在积雪上不急不缓，却坚定得如同列队行进。
我拉开门，寒风卷着雪粒扑进来。
小崔站在最前面，肩头落满霜，身后跟着工坊十几个骨干，没人穿大衣，全披着干活用的帆布围裙或棉袄，手里拎着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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