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上空。
车间里却亮得刺眼——三盏应急灯、两台示波器、一台老式投影仪，还有那台靠人手摇出来的发电机，撑起了最后一片光明。
我站在装配台前，手指微微发颤。
不是累的，是紧绷到极致后的松弛。
三十个零件，七十二道工序，三百一十二份修改日志，全部凝结在眼前这支枪上。
它通体乌黑，枪机闭锁凸榫经过七轮微调，表面做了低温磷化处理，握把弧度比原版更贴手掌。
这不是图纸上的产物，是用血汗和意志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活物”。
我深吸一口气，将弹匣拍入枪身，扣下扳机。
第一发，清脆利落；第五发，节奏如钟摆；第十发开始连射，枪口几乎不动，只有轻微后坐力顺着肩窝传上来。
三十发打完，枪机复位，膛内无残渣，零件无过热，精度散布在1.2MOA以内。
成了。
我摘下耳罩，耳边骤然安静。可心却像被擂鼓砸着，咚咚作响。
小崔冲进来时脸都白了：“林哥！军代表来了，在办公室等着！”
我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
但我没急着走，而是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三个牛皮纸袋——一个装着全套测试数据与工艺变更记录，一个封存了群众协作名单与值班日志，第三个，是一封亲笔信。
我一笔一划写下最后一句：“若因个人出身影响项目推进，我愿主动退出。但恳请保留火种工坊现有机制——因为它不属于我，属于每一个愿意动手改命的人。”
写完，我吹干墨迹，郑重封口，亲手送往军代表办公室。
那一夜我没回家，在实验室守到凌晨。
第二天上午十点整，警卫员跑来叫我：“林技术员！军代表带批复回来了，正在礼堂集合全厂干部！”
我赶到时，全场鸦雀无声。
军代表站在台上，手里拿着红头文件，声音沉稳如铁：
“新型号优化工作继续由林钧同志主持，厂方须全力配合。另，火种工坊模式列入‘基层创新典型’，上报国防科工委推广。”
话音落下，有人低头，有人皱眉，也有人悄悄抬头看我。
午后，周厂长召见我。
他没说话，只递来一份新文件：《关于设立红星厂特别技术委员会的决定》。
我的名字赫然列在常务副主任一职上，主管预研与技改，权限直达总装线前端。
“我顶不住上面的压力，但也挡不住下面的声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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