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时眼神复杂，像欣慰，又像忧虑。
我没笑。这份任命太重，重得不像奖赏，倒像一场更大风暴的前兆。
走出办公室时，风已转暖。
窗台上不知谁放了一朵铁屑剪的梅花，边缘还带着毛刺，却倔强地开着。
我轻轻拾起，夹进随身笔记本。
当晚夜校，我站上讲台。
台下坐满了火种工坊的工人、学徒、技术员，甚至有几个老师傅拄着拐来了。
灯光昏黄，照在他们脸上，映出一双双亮得吓人的眼睛。
我开口说：“以后我不在，你们照样能干。”
顿了顿，望着满屋沉默而炽热的脸，我说：“记住，火种不是火柴，划一下就灭；它是炉膛里的炭，只要不断添柴，就能烧穿寒冬。”
掌声雷动。
而在远处办公楼顶层，窗帘缓缓合拢，遮住了一双阴沉的眼睛。
那天夜里，我把所有交接资料整理完毕。
新职务文件下发第三天，我没有去特委会办公室报到，而是拎着一铁皮盒图纸，走进了夜校教室。
黑板上，写着一行粉笔字：
“火种工坊交接方案（草稿）”
粉笔未擦，光影斜照，仿佛在等一个人，也仿佛在等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