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那张临时加派的派遣单，站在厂区门口，风卷着雪粒抽在脸上，像刀子刮过。
“五〇八厂？”苏晚晴站在我面前，大衣领子竖着，眉心拧成一个结，“那边新型锻压线投产的事，咱们局里连个通报都没收到。你这一去……算调研？还是检查？人家根本没邀请我们。”
我笑了笑，把派遣单折好塞进内兜，贴着胸口——那里还揣着老倪画的传动结构草图复印件，边缘已经磨得起毛。
另一侧口袋里，是一套自制量具：一根校准过的钢针、一块带游标的卡尺改装件，还有用报废仪表盘改的微倾角测量仪。
这些东西不值钱，也没人看得上，可我知道，在那些买不起进口仪器的小厂里，它们比红头文件还管用。
“不是调研，也不是检查。”我说，“是去看别人怎么摔跟头的。”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低声道：“赵副厂长亲自签的调令。”
我点头。
当然知道是他。
自打火种计划在厂里扎下根，我就明白，有些人巴不得我出一趟远门，最好在外头闹个笑话，或者踩进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坑里，再也爬不出来。
可他们忘了，我林钧从废料堆里爬出来的时候，就没指望过谁给条正路走。
越是逼到死角，越能看见真相。
火车晃了整整一夜。
凌晨四点抵达五〇八厂所在的山沟小镇，天还没亮，寒气钻骨头。
接我的是个技术科的年轻人，脸色发苦，一路上话少得可怜。
“新线停了半个月了。”他终于憋出一句，“送料机构每次冲压都撞模，废品率快三成了。苏联专家来看过三次，说液压系统设计缺陷，要换整套进口阀组——可备件半年后才到。”
我“嗯”了一声，没问办公室在哪，直接往车间走。
推开厚重的铁门，一股机油混着金属烧焦的味道扑面而来。
巨大的锻压机像一头瘫痪的钢铁巨兽，周围堆满了扭曲变形的半成品壳体，地上散落着断裂的导轨支架。
几个工人蹲在一旁抽烟，眼神麻木。
我没说话，先绕着机器走了一圈，鞋底踩在油污的地面上发出黏腻声响。
然后蹲下来，手贴在导轨侧面——温度偏高，但不是局部过热，说明摩擦均匀，问题不在润滑或装配间隙。
我又掏出随身小锤，轻轻敲击底座四角的支撑架。
声音沉闷，尤其东北角那一记，像是敲在湿土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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