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还黑着，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厂区空旷的水泥路。
我拎着铝饭盒从宿舍区出来，饭盒里是昨晚剩的一块窝头和半勺咸菜，沉得压手，也压心。
保卫科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
不是开会，也不是出事，可那股子低语嗡嗡的劲儿比出事还瘆人。
两个青年工人缩着脖子靠在墙边，声音压得极低，却还是钻进了我耳朵。
“……真要查实了，那清渣装置是不是也得拆？毕竟是他设计的，万一有‘政治隐患’呢。”
“可不是嘛，一个黑五类子弟，能进军工厂都是破例，还当技术骨干？上面怕是要震怒。”
我脚步没停，甚至没侧头看他们一眼。
只是把饭盒轻轻放在门卫老张的桌上，语气平常得像在问天气：“老张，帮我热一下，我去趟资料室。”
老张抬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点了下头。
我没再说话，径直走进厂区深处。
寒风灌进领口，我却觉得胸口烧着一团火——不是怕，是怒。
那封匿名信的内容，我已经猜到七八分。
赵副厂长昨夜盯着那份档案复印件时嘴角那一抹冷笑，像根刺扎在我脑子里，拔不掉。
他知道我会反击，所以他先动手。
用出身压人，是最脏也最有效的手段。
在这个年代，一句“成分不好”，就能让你十年努力一夕归零。
但我不怕。
因为我手里有比出身更硬的东西——实绩。
资料室没人，铁皮柜子泛着冷光。
我没有去翻自己的档案，也没碰那些敏感卷宗。
我要的不是自证清白，而是反守为攻。
我拉开抽屉，取出火种工坊的《协作登记表》，一页页翻开，用随身带的相机拍照。
这台老式海鸥相机还是冯老托关系弄来的，原本用来记录设备改造过程，今天，它要拍下另一种“证据”。
接着，我把七个项目的所有原始材料调了出来——最早的反馈单、测试日志、每一次失败的数据记录、每一张参与者签名的交接单。
有人签的是名字，有人画的是个圈，但每一个痕迹都在诉说同一个事实：这些技术改进，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它们是三百二十七个人一块砖一块瓦垒起来的。
我在灯下按时间线整理装订，厚厚一本，封面上用工整楷书写下五个字：人民创造实录。
笔落那一刻，我笑了。
你们说我窃取成果？
那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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