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灯火像星河铺展，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为精度较劲、为材料发愁、为一台机床抢修一夜。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苏晚晴披着军大衣站在我旁边，伸手递来一件更厚的：“穿吧，别逞强。”
我接过，没立刻穿上，只是握在手里，感受那份沉甸甸的暖意。
“紧张？”她问。
我摇头，望着远处黑夜里倔强亮着的几扇窗——那是火种工坊的夜班岗。
“我在想，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我，一个‘黑五类子弟’，能被国家点名参加技改大会……我会笑他疯了。”
寒风吹乱她的刘海，她静静看着我：“现在呢？”
我深吸一口气，胸腔里燃着一团火。
“这不是终点。”我说，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是起点。火种已成炬，接下来——该照进总工办公室了。”
话音落下，远处厂区钟楼敲响九下。
而此刻，在家属区一间昏暗的屋子里，赵副厂长正盯着桌上的牛皮纸袋，手指微微发颤。
他刚刚收到一份匿名材料，封面没有署名，打开后第一页，赫然是两份泛黄的档案复印件——
林钧父亲，1951年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母亲，1954年因境外通信嫌疑接受审查。
他盯着那行字，良久，嘴角忽然扯出一丝冷笑。
窗外，北风卷着枯叶拍打玻璃，像某种不详的叩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