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会后第三天，我没回办公室。
风刮得紧，枯叶贴着地面打旋儿。
我拎着饭盒穿过厂区那条被煤渣踩实的小道，脚底咯吱响，像踩在旧日子的骨头上。
食堂里人不多，几张木桌歪斜地摆着，墙角水缸结了层薄冰。
我专挑靠窗那桌坐下——那里坐着几个老师傅，灰棉袄裹得严实，正就着一碟咸菜疙瘩议论纷纷。
“听说了吗？调度科又退了老赵的钻模图纸。”一个秃顶老头嘬着牙花子，“说他没职称，不能申报技改。”
“可不是嘛！”旁边接话的是钳工班的老陈，“咱们这些人干了一辈子，手熟心得很，可一提‘革新’两个字，人家就说你不懂理论。图纸画得再好也没用，得有资格才行。”
“资格？”另一人冷笑，“咱厂里八级工都快绝了，还谈什么资格？”
他们声音不大，却字字砸在我心上。
我低头扒了一口冷饭，铝制饭盒边缘被我无意识地用筷子尖敲了三下——笃、笃、笃。
声音清脆，像是测金属厚度，也像是在心里打节奏。
这动作是前世留下的习惯，每当我在思考某个结构强度问题时，总会不自觉地敲击金属表面，听它的回音。
忽然，我抬头问小李嫂：“你们这蒸饭箱一天烧多少煤？”
她正掀开大锅盖，热气扑面而来，熏得眼镜起雾。
她抹了把脸，叹气：“两吨都不够！炉子漏气，蒸汽全跑了，火候还不稳，早上蒸糊了，中午又夹生。”
我笑了：“要是能省下三成呢？”
她摆手：“那你得让锅炉房把废汽收回来，还得有人懂热循环……我们可不敢想。”
“那就从你这儿开始。”我说。
她愣住，锅铲停在半空。
我没再多解释，只把饭盒合上，起身走了。
但那一句话，像颗火星，落进了我心里最干的柴堆。
周末夜校，不再讲误差分析，也不讲公差配合。
黑板换了一块新的，墨绿色，边角还有铁锈，是废品站捡来的。
上面用白粉笔写着七个大字：火种计划首批课题征集。
底下贴满了纸条，密密麻麻，像春天刚冒头的野草：
“锻压机送料太慢，每小时少冲二十件。”
“锯床冷却水白白流走，一个月浪费上千吨。”
“托儿所孩子总往车间跑，安全隐患大。”
“电焊烟尘太大，班长说肺要黑透了。”
“夜班照明不够，老张差点切掉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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