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工作组来的那天，天刚蒙蒙亮。
两辆吉普车碾着结霜的煤渣路开进厂门，车身上还带着长途跋涉的泥点。
带队的是个四十出头的干部，国字脸，眉毛压得低，一进门就问：“谁是林钧？”
我正蹲在热处理线旁校准炉温计，听见名字抬头看了眼，抹了把汗，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
没穿工装外套——里面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早就被汗水浸透了，贴在背上像块湿抹布。
“我就是。”
他上下打量我，眼神里有审视，也有几分轻慢。
“听说你让一个学徒工越级上报质量问题？还搞了个什么‘哨兵’制度？工人不按流程走，出了事谁负责？”
我没急着解释。
这种话听得多了。
上面怕乱，怕失控，怕下面的声音盖过命令。
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混乱不是来自多一张嘴，而是十张嘴都闭着。
我只说了一句：“您要不先去车间看看？”
他皱眉，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回应。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小田已经在岗位上等我们了。
他穿着崭新的值班袖标，站在淬火槽边上，手里捏着一块铜片，正对着炉口的火光比划。
那是我教他做的“回火色对照仪”——不过是把不同厚度的氧化层涂在铜片上，对应不同温度下的钢材颜色变化。
土得掉渣，但在没有光学测温仪的年代，这是最准的眼睛。
“你看这道青灰边，”他声音不大，但很稳，“超过这个色，材料就开始脆了。昨天三班用了批新到的钢条，我就觉得不对劲，马上记下来报上去。后来老秦师傅一看断口，果然内部有裂纹倾向。”
他说着，从记录本里抽出一张纸递过去。
字迹歪歪扭扭，可数据清清楚楚：时间、批次、炉号、异常特征、建议停用。
工作组的人接过来看了许久，没人说话。
老秦也来了。
他拄着拐杖，站姿依旧笔挺。
蹲下身掰开一块废料，指着断面说：“你们看，这像是葱皮，一层包一层，说明冶炼时夹杂没排净。这种钢，扛得住锤子砸，扛不住冷热反复激。冬天一碰就崩。”
他抬头扫了一圈：“以前我说这些，没人听。现在有人记，有人传，我还讲啥大道理？讲实话就行。”
工作组几个成员默默蹲在地上，翻着那本破旧的记录册，一页页看过去。
有人掏出笔记本开始抄录，有人低声讨论起某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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