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敲下法槌，宣布休庭合议时，我起身离开。
走廊尽头，林砚等在那里。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没接。
“沈检察官，”他说，“您姐姐烧掉的病历里，最后一行字，是我写的。不是诊断，是建议。”
我看着他。
他声音很轻：“建议您，永远不要相信，一个愿意为你赴死的人，说的话。”
我终于伸手，接过信封。
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
抬头印着市立医院精神科信笺。
正文只有一行字，蓝黑墨水，字迹清隽：
“沈知微检察官：您目前处于急性应激反应晚期，伴有显著回避行为、认知扭曲及道德解离倾向。建议立即暂停一切与本案相关工作，接受专业心理干预。——林砚，2023年4月10日”
落款下方，还有一行极小的铅笔字，几乎难以辨认：
“P.S.您姐姐跳下去时，没喊您的名字。她喊的是‘微微’——像小时候，她护着您躲开邻居家的狗那样。”
我捏着那张纸，指节发白。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问。
他静静看着我，眼神像深潭：“因为公诉失败，从来不是输在证据上。是输在，没人敢承认，自己也是局中人。”
他转身离去，身影消失在安全通道幽暗的光线下。
我站在原地，手里捏着那张纸，像捏着一块烧红的炭。
三天后，法院宣判。
周叙白，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林砚，妨害作证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当法警为他戴上电子脚镣时，他忽然回头，隔着肃穆的法庭，望向我。
没说话。只是微微颔首。
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
我低头，翻开手边的判决书。
在“本院认为”部分末尾，我亲手添加了一行小字，用红笔，力透纸背：
“本案虽公诉成功，但核心犯罪嫌疑人之一——利用制度漏洞实施系统性操控的幕后主使，至今未被追诉。其身份、手段及危害性，已远超本案范畴。建议上级检察机关启动跨区域、跨层级的‘司法伦理特别调查程序’。”
笔尖悬停。
我签下名字：沈知微。
墨迹淋漓。
走出法院大门时，阳光刺眼。
我抬手遮阳，指缝间漏下的光斑，在柏油路上跳跃，像一串未解密的摩斯电码。
手机震动。
陌生号码。
我接起。
听筒里，是极轻的呼吸声，然后，一个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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