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说明，我们不是在回避问题，而是在直面问题；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在厘清责任。针对江城市医改工作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谁决策、谁负责，谁执行、谁担责”的铁律。但我们更要弄清楚，此次医改决策是否出现了问题，不能医改出现了问题，就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决策者。”
“倘若任何政策落地出现了问题，都必须首先回溯决策源头，那还有谁敢拍板、敢决策、敢担当？长此以往，改革就会陷入“无人决策、无人负责、无人担责”的恶性循环。这比一次药品挤兑更危险，因为它正在瓦解制度运行的底层逻辑。”
“家乐书记，我觉得您这是在袒护江一鸣同志。”
李玄章直白的说道：“您说‘不能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决策者’，这话没错；但若连决策者都不在追责视野之内，那责任链条就断在了最该绷紧的一环。江一鸣同志既是医改试点主要推动者，又是药品供应保障第一责任人。职务与权责本就一体两面。容错不等于免责，更不等于免审、免查、免溯。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谁该背锅’，而是‘制度如何确保每一次拍板都经得起民情检验、风险推演和事后复盘’。”
听到李玄章直白的质疑杜家乐，在场众人都有些错愕。
杜家乐却神色如常，他更是直白的说道：“玄章省长说的没错，我是袒护江一鸣同志。但袒护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改革中应有的担当空间。我袒护的是那个在政策尚未完全成熟时，仍愿牵头试点、直面基层堵点的干部；袒护的是在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充分条件下，试图打通医改“最后一米”的实践勇气；更袒护的是制度本该为探索者预留的容错边界与复盘机制。真正的责任缺位，不在某一次拍板，而在拍板前未建民情沙盘推演，拍板后未设动态校准接口，拍板中未嵌入群众可感知、可反馈、可修正的温度刻度。”
“这次医改工作，树民同志专程跟我汇报过，而且他也邀请了分管的赵省长和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专题会商，他们都没有进行反对，说明他们是认可了这次医改。是不是连他们一起问责了。再说，医改政策是否能够实施，是江一鸣同志一个人说的算的吗？是江城市委集体研究、集体决策的结果，肖树民同志更是作为一把手的最终拍板者与政治责任人。要追究责任，应该把他们一起追究了，而不是追究某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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