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何况，药品挤兑的导火索是不良媒体的煽动性报道与断章取义式传播！同时也有部分医院为了抵制医改政策调整而擅自限供，加剧了群众恐慌性购药行为，而根据江城市的调查线索反馈来看，这些不良媒体的报道以及医院的抵制，并非源于孤立的，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所以此时就断言责任归属，既失公允，更失治理本义。”
“在讨论责任问题的间隙，我向大家反馈一个消息。国家医保总局向我非正式反馈，他们经过调研，对江城市的医改政策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准备将其作为全国医改深化试点的标杆案例予以推广。这说明什么？说明医改政策本身具有坚实政策基础与实践价值。出现的问题，也并非政策本身的失当。”
“在国家医保总局准备将其作为全国医改深化试点的标杆案例予以推广之际，我们却要对医改的推动者进行追责问责。这岂非以“手术刀”削砍“播种者”，用“显微镜”苛察“拓荒人”？”
听到杜家乐的话，李玄章和雷亮对视了一眼，都没有想到国家医保总局的反馈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重。它既是一份沉甸甸的政策背书，更是一面映照治理成色的明镜。
“此次召开会议，是根据上面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系统复盘与精准定责，为后续政策的制定、优化与落地提供坚实支撑，而非止步于个案纠偏或情绪化问责。”
杜家乐询问道：“大家将话题回归到药品挤兑事件的本质症结上来，而非止步于责任归属的“切口式”归因，更非陷入“追责—免责”的二元对立迷思。”
听到杜家乐的定调，李玄章和雷亮心里直骂娘，为何你一开始不讲清楚？这不是故意让自己等人陷入被动接招的窘境？
会议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才散会。
接下来的几天，江城市全力遏制药品挤兑态势，最终经过三天的不断努力，彻底化解了这场由信息失真、执行梗阻与反馈缺位共同酿成的信任危机。
同时，公安战线的同志经过高强度的连夜奋战，成功锁定并控制了散布“断供”谣言的媒体。
通过层层抽丝剥茧，查实该媒体背后存在利益输送链条，而最终的导向却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这家互联网公司却与厉家有关。
虽然无法查清楚厉家是否直接授意、干预谣言传播，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有相关证据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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