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严刑重税以抑之，却不知如今大夏财政对商税已多有依仗；更多的是左右摇摆，既说些商贾有用的话，又赶紧强调“农本”为要，最后归于“酌情处置”的废话。
直到，他翻开其中一份。
字迹是标准的馆阁体，工整清晰，首先就让他看得舒服。
目光落到策论题目上：《商道即国道，利民方为仁政》。
沈知府眉毛微微一挑。
这题目，有点意思，直接把“商道”抬到“国道”的高度，又与“仁政”挂钩，立论就显出与众不同。
他继续往下看。
开篇论“力”，不谈道德，先算经济账，虚拟的数据虽不精准，但逻辑推演令人信服，尤其是关于商税潜力的估算，显然对临安乃至大夏的财税状况有所了解。
接着论“通”，论“业”，论“工”，每一层都紧扣“实利”，将商贾的作用剖析得具体而微，远非空谈可比。
论“弊”也毫不留情，点出的垄断、偷税、勾结等弊病，切中时弊。
最后的“五策”，更是条条有的放矢，尤其是“立法规范”、“设专司引导”、“开放部分领域”、“严惩官商勾结”以及“改变观念提高地位”，不仅务实，而且胆子不小，颇有几分革新气魄。
最让沈知府动容的是，这份策论通篇没有一句激烈的抨击或一味的维护，而是冷静地分析“力”与“弊”，寻求“导”与“用”的平衡之道。
这种思路，已经超越了一般考生非此即彼的幼稚，显露出一种成熟的、甚至有些超前的政治智慧。
他不知不觉坐直了身体，看得极为仔细。
看完策论，他意犹未尽，又看向后面的经义题答卷。
一看之下，更是惊讶。
这考生竟然没有空谈心性道德，而是将“民本”、“仁政”与方才策论的“商利”、“实务”紧密结合，论述“使民富”是仁政的根基，而“百业兴，商贾通”是富民的重要途径。
甚至将知府出此策论题的举动，解释为“忧民之忧”、“求导水畅流之法”的务实表现，归于“仁政”范畴。
这种跨越题目的、逻辑自洽的巧妙关联，让两篇文章浑然一体，格局宏大，视野开阔，绝非寻常死读书的生员所能为。
沈知府的手指在那份试卷上轻轻敲击着，良久不语。
他脸上那惯常的平静被打破，流露出一种混合着惊讶、赞赏，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深思的复杂神情。
他看了看试卷左上角糊名处，当然看不到名字。
但他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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