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两个人蹲在第一副担架前面，丁秋红伸出手，掀开白布的一角。是一个年轻的脸，很年轻，嘴唇还带着一点红润，像是刚睡着。不是他。她又走到第二副担架前面，掀开。不是他。第三副，不是。第四副，不是。第五副，不是。
她的腿软了，跪在雪地里。不是他。五个牺牲的战士，都不是他。她的眼泪终于下来了，无声无息的，顺着脸颊往下淌。她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他不在这些人里面，可他还在山里，在某个她不知道的地方，是死是活，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彩芹站在她旁边，也在哭。她哭的不是这个，她哭的是她也不知道熊哥在哪儿。那些担架上有她认识的人吗？有熊哥吗？没有。可熊哥在哪儿？他还活着吗？他受伤了吗？他冷不冷？他饿不饿？她什么都不知道。
军医走过来，是个女军医，穿着白大褂，外面套着军大衣。她蹲下来，扶住丁秋红的肩膀。“同志，”她的声音很轻，“没有他。我们检查过了，没有林墨同志。”
丁秋红抬起头，看着她。女军医的眼睛也红了，可她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熊建斌同志也没有事。他还在山里，和留守部队在一起。”
彩芹的腿也软了，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她还活着。他还活着。
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这句话在转，转了一圈又一圈。
赵排长从飞机上走出来，军大衣上还带着硝烟的味道，脸上还有没来得及擦掉的黑灰。他走到队长叔面前，立正，敬了个礼。队长叔愣了一下，也回了个礼，手举起来的时候，才想起来自己不是军人。
“同志，”赵排长的声音沙哑，像是好几天没睡了，“借一步说话。”
队长叔点点头，带着他往队部走。校长叔跟在后面，一句话也没说。三个人进了队部，关上门。外头的人围了一圈，可谁也不敢靠近。
赵排长站在屋里，把手套摘下来，放在桌上。他的手上有伤，缠着绷带，血迹已经干了，黑红黑红的。他站在那儿，像一根钉子，腰板挺得直直的，可他的眼睛红了。
“林墨同志的事，”他开口了，声音很沉，“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队长叔摆摆手，想说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校长叔站在旁边，没说话，只是从兜里掏出烟袋，装了一锅，点上火，吧嗒吧嗒地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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