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抖。不是手指——是从手腕开始，沿着小臂往上，一直到肩膀。他的左手攥着念珠，珠子被绷得很紧，线被拉到极限。
“她怎么样了？”
阿斯玛又沉默了。那种沉默不是在想措辞，而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听到电话那头有脚步声，大概是她走到了一个更安静的地方。
“她的肺，从中国回来之后就一直不太好。回到村里后，诊所的医生说最好去加德满都看专科。她去了，开了一堆更重的药。吃了好了一阵，但冬天一来，山上冷，她又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阿妈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在她被子上看到咳出来的血斑。但她从来没叫过疼。连我，她也不说。我每次去看她，她都坐在门廊上，膝盖上铺着那条织了一半的毯子。我问她疼不疼，她说没事。她从来都说没事。”
阿斯玛的声音忽然变得更低，低到几乎要被加德满都的背景音盖过。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陪着她吗。不是因为她是我朋友。是因为她当年也帮过我。地震那年，我的孩子没了。我丈夫走了。我一个人在加德满都，什么都没有——没房子，没工作，连买一袋米的钱都没有。是尼玛把她的出租屋分了我一半。她自己那时候也在咳血，每天卖毯子回来，累得连话都不想说，还要给我煮茶。她说，阿斯玛，你住在这里，住到你想走为止。我住了半年。她没有向我要过一分钱。她什么都没有向我要过。所以现在是我还她。夏尔巴人相信，欠了债要还。这辈子还不完，下辈子还要还。我欠她很多。我慢慢还。”
陆云的膝盖上放着那个深蓝色的布面笔记本。窗外，嘉陵江的货船汽笛又响了。他低下头，把笔记本翻到中间那页——画着歪歪扭扭太阳的那页。下面是那句话：他的名字叫太阳。
“她现在在哪里？”他的声音很低。
“在村里。阿妈在照顾她。但阿妈老了，能做的只是陪着她。”阿斯玛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她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事。“她说不想去医院，说在医院里看不到山。她说她这辈子住够了看不到山的地方。每天下午太阳最好的时候，她会坐在门廊上，看着西边——对着中国方向。她织一块不大的毯子，织得很慢，拆了好几遍。她说要织一条经幡，不是普通毯子。她把它挂在村口的白塔上，最靠近天空的那一层。她说这样风念完经之后，念的经就会飘去你那边。你也许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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