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老赵的声音像一根被拉紧的弦，说完那句话，他没有再开口，只有呼吸声在电流里起伏。我的指尖扣在手机边缘，指甲掐进塑料壳与屏幕的缝隙里，那块地方被按出一个发白的凹痕。
“写我的名字？”
我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得像砂纸擦过木板。
老赵没有回答。他挂断了电话。
嘟—嘟—嘟—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着屏幕上通话结束的界面，绿色的通话时长数字定格在四十七秒。我没有回拨，而是把手机放进裤袋里，动作很慢，像是在确认自己的手不会发抖。
两秒前我还站在出租屋的黑暗中。现在光线从窗外漏进来，把衣柜的轮廓和墙角那堆空矿泉水瓶的影子拉成一道斜长的线。
我没有开灯。
我靠着墙壁滑坐下来，水泥地的凉意隔着牛仔裤的布料渗进皮肤，大腿后侧传来一阵细密而持续的凉意，像是被一块冰慢慢压住同一个位置。我把钥匙扣从口袋里掏出来，捏在手里，让它在指间翻转了好几圈。
金属表面被握出温度，那行刻字在手掌的温度下变得不那么锋利，边缘的毛刺贴住皮肤，像是一排极细的牙齿，在不合时宜的温度里保持着自己不融化的姿态。
钱国平想写的是我的名字？
空白占据了大约三个呼吸的长度。我重新打开手机，拨通了刚才的号码。
响了一声，被挂断。
再拨。
又被挂断。
第三次拨过去，提示已关机。像被风吹灭的烛火，只有一截灰色的烟在电话号码消失的端点处残留下来。
我把手机屏幕按灭，让它滑进裤袋里，和钥匙扣叠在一起，两块金属轻轻碰了一下，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我靠着墙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路灯从黄色变成惨白，像是有人把光线的滤镜换了一层。
然后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后面的灰，拉开出租屋的门，没有锁，直接下楼。
凌晨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只有一只瘦猫蹲在垃圾桶旁边，用两只前爪扒拉着一个被踩扁的易拉罐，听到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扒拉。易拉罐在水泥地上滚了一圈，发出空旷而干涩的声响，像什么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敲了一下，又敲了一下。
我走到路口，拦了一辆夜班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收音机里在放一个深夜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像在念一篇催眠的散文。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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