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场，声音依旧冰冷刻板，不带半分人情：“规矩很简单，我只说一遍。有本地熟人担保、能当场缴纳两百元收容罚款的，登记核实无误之后，即刻释放，自行补办务工证件、离站务工。无人担保、无力缴费、无用工单位接收的人员，统一留在站内，参与强制劳动，抵扣收容管理费用。劳动期满、日常考核合格，统一登记造册，遣送回原籍，录入务工黑名单，永不许私自返粤务工。”
两百元。
这两个字轻飘飘落地，声调平淡无奇，却像两座千斤重的大山，狠狠砸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头，瞬间让原本死寂的人群，陷入更深、更沉、更绝望的死寂。连众人细微的呼吸声，都在这一刻彻底停滞。
九十年代中期的两百块钱，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尚且是半月薪资，对于我们这些四处漂泊、居无定所、靠零散务工谋生的底层流民而言，更是近乎整整一个月的血汗工钱。
我们这群背井离乡南下讨生活的人，大多来自偏远山村、贫瘠乡野，家里世代务农、家徒四壁，本就一无所有。我们日日顶着烈日、冒着风雨、拼尽全力在工地搬砖、扛货、打杂，干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活，起早贪黑、不眠不休，日日拼死劳作，也仅仅只能勉强糊口、勉强饱腹，攒不下半分积蓄。
更何况，绝大多数人被街头稽查队抓捕的时候，都是身无分文、两手空空。行囊里仅有几件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破旧衣裳、几块为数不多的干粮，有的甚至连行囊都没有，浑身上下找不出一分钱现金。别说两百块巨款，很多人就连两块钱的零花钱都掏不出来。
在场两百多号人，囊括了湘南、桂北、黔西、川东等各个偏远地区的务工者，几乎清一色都是无力缴费、无人担保、无固定工地的三无底层苦工。这一纸罚款通告、这一项看似留有退路的赎身规则，看似给了所有人选择的余地，实则彻彻底底堵死了绝大多数人的生路。
换句话说，我们这一院子的苦命人，九成以上，注定逃不掉强制劳动、熬刑抵债、期满遣送回乡的悲惨命运。所谓的自由与退路，从来都不属于我们这些最底层的流民。
管事干部说完所有规则，没有多余叮嘱、没有半句解释，神色依旧冷漠，转身踱步回屋，背影挺拔冰冷，不带半分留恋。留下一众看守继续维持现场秩序，即刻开展全员登记核查工作。
随着干部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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