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在冰冷的机器之上。
而在这座陌生冰冷、秩序森严的城市里，我们这群无根无籍的外来者，唯一的护身符、唯一的通行证、唯一的立足凭证，就是那张薄薄的塑料暂住证。
那张证不贵，工本费十块钱，可在九十年代，十块钱是我们两天的血汗工钱，是一顿饱饭、几日菜钱，是来之不易的辛苦钱。办证流程繁琐复杂，需要房东开具证明、工厂开具务工证明、社区登记备案，再跑到几公里外的派出所排队登记、拍照盖章，来回折腾三四趟，耗费大半天工时，才能换来一张薄薄的、塑封的暂住证。
证上印着籍贯、姓名、年龄、务工单位、暂住地址，还有派出所鲜红的公章，看起来正规合法，是我们在这座城市合法停留、合法务工的唯一凭证。可即便日日贴身揣在胸口口袋，夜夜睡前反复拿出检查、小心翼翼擦拭平整，悉心保管、生怕折损，我们的心底也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巨石，悬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从未有过片刻踏实。
因为我们都心知肚明，这张薄薄的纸片，看似是护身符，实则不堪一击。它护得住安分守己的日常，护不住肆意拿捏的强权；它抵不住有心之人的刻意找茬，挡不住深夜突如其来的清查与抓捕。
在那个年代，外来务工者的命运从来不由自己掌控。清查暂住证是常态，深夜突击检查、巷弄随机抽查、厂区定点排查，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没人知道意外和清查哪一个先来，没人能保证自己安稳熬过每一天。哪怕我们安分守己、勤恳务工、遵纪守法、从不惹事生非，也终究逃不过身不由己的惶恐与未知的厄运。
这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在阿强失踪之后，被无限放大，彻底笼罩了我往后的每一天。
阿强失踪了，整整四十三天，杳无音讯、生死未卜。
四十三天，说长不长，不过是四十三个朝起暮落、日夜交替；说短不短，足够我熬干所有期盼、耗尽所有侥幸，从最初的焦急寻找、四处打探，到后来的惶恐不安、自我麻痹，最后只剩无边无际的绝望与空落。
阿强是我同乡，和我一起从老家出来南下打工，一起挤过绿皮火车的拥挤车厢，一起背着行囊踏入这座陌生的小城，一起进过小厂、一起熬过夜班、一起住过最便宜的出租屋。我们是同乡、是玩伴、是工友，更是这座陌生城市里唯一的依靠、唯一的亲人。在举目无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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