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张国荣、梅艳芳、谭咏麟的歌，可唱的人，大多五音不全，调子跑得老远，却依旧唱得格外投入，格外卖力。卡拉OK厅的门口，站着几个染着黄头发、烫着卷发的年轻人，他们叼着烟，眼神吊儿郎当的，时不时地，对着过往的务工者吹口哨，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身上，散发着一股叛逆而张扬的气息，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那天，陈建军加班到九点多。车间里的日光灯，嗡嗡作响，灯光惨白，照得人眼睛发花，头晕目眩。注塑机，依旧在不停运转着，“嗡嗡”的机鸣声，此起彼伏，刺耳而单调，不断吐出五颜六色的玩具零件，有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都是一些小小的玩具配件，带着刚出炉的温热，还有一股刺鼻的塑胶味，呛得人嗓子发紧，忍不住咳嗽。
车间里，一片忙碌，工友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手指不停地重复着取料、检查、摆放的动作，一刻也不能停歇。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眼神麻木，动作机械，仿佛已经变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没有思想，没有情绪，只有无尽的劳作，只有对工资的期盼，只有对回家的渴望。拉长，是个本地女人，四十多岁，身材微胖，脸上布满了雀斑，说话尖酸刻薄，声音尖利，像指甲刮过玻璃一样，刺耳难听。她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在车间里，来回走动着，眼神锐利，扫视着每个工友的动作，只要发现谁动作慢了一点，只要发现谁的零件摆得歪了一点，只要发现谁稍微偷懒了一点，她就会指着鼻子，大声呵斥，嘴里说着生硬的粤语，夹杂着几句普通话，骂得很难听，扣工资，更是常有的事。
阿强，比他早半小时下班。阿强是车间里的老员工，干活麻利，手脚灵活，每天完成的工作量，比很多老工友都多，拉长，也不敢轻易呵斥他。阿强临走前，走到陈建军的工位旁，拍了拍他的肩膀，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信封里，装着他这个月的工资，他要去镇上的邮局，寄钱回家。“建军，我先下班了，去邮局寄钱，你下班后，去‘好再来’大排档找我，顺便点一份炒粉，加一个卤蛋，算我的，就当是庆祝你，下个月就能拿到暂住证了。”阿强的语气，带着几分叮嘱，眼神里，满是过来人的郑重，没有丝毫的玩笑意味。
顿了顿，阿强又皱了皱眉，语气变得更加严肃，更加急切：“建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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