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要凭证，没有身份证，连工厂都进不了。拉长看了一眼，还给他，说：“明天上班。早上七点半，别迟到。迟到一次扣五块钱。”
就这么简单。
陈建军走出车间的时候，脚底下是飘的。他觉得不真实，伸手掐了自己一把，有疼痛感，才确定这不是梦。“我有工作了，我真的有工作了！”他在心里欢呼，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他在路边蹲了三天，饿了两天，差点以为自己要死在樟木头了，结果就这么简单——阿强一句话，拉长一个点头，他就有了工作。外面的阳光很刺眼，路边的招工启事还在随风飘动，远处的工厂烟囱冒着淡淡的黑烟，自行车的铃铛声、工人的谈笑声、机器的轰隆声混在一起，构成了樟木头最鲜活的底色，也是九十年代深圳、东莞无数城镇的缩影。
后来他才知道，这不算什么“找到工作”。在樟木头，只要你不是残疾人，不是太老太小，只要你愿意加班，总有一家厂会要你。工厂像巨大的胃，每天吞进去几百个人，消化几个月，又吐出来，再吞进去新的。人在这里是消耗品，用完一批换一批，不贵，也不可惜。那时候的外来务工者，就像流水线上的零件，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熬着无数个深夜，只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工资，只为了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活下去，能给家里寄去一点钱。
但那天他不知道这些。
那天他只知道，他有饭吃了，有地方住了，不会死了。
阿强把他带到宿舍。八人间，铁架床，上下铺，地上有烟头和瓜子壳。阿强的床位在下铺，靠窗，窗户外面是一堵墙，看不见天空，但比没有强。那时候的工厂宿舍，大多是这样简陋的条件，没有桌子，没有椅子，衣服只能堆在床头，被子又薄又硬，晚上睡觉能听到隔壁床的呼噜声、磨牙声，还有窗外工厂机器的轰隆声。夏天的时候，宿舍里闷热不堪，蚊子成群，冬天则寒风刺骨，连暖气都没有，但对陈建军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奢侈了——至少，他不用再蹲在巷子里，不用再担心被治安队查暂住证，不用再饿肚子。阿强让他睡自己的床，自己睡上铺。
“别客气，”阿强从上铺探出头来，笑着说，“我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刚来的时候睡过桥洞，睡过公园，睡过人家的屋檐底下。被人赶过，被狗追过，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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