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道理。
明面上的赏赐与褒奖，与暗地里的医学发展并应用于战场，都是对晋阳勋贵自下而上的攻略，是对他们统治基础的釜底抽薪。他们能跳、能给高家挑事，无非是因为他们作为齐国高端军力的代表，能替晋阳的军人传达民意，继而窃取为自身的话语权。
可若是高殷比他们还要能抚慰晋阳军心民心，给予庞大的中下层军官兵士以前途、待遇和安全的保障，那么这些军官就不需要额外的代言人，甚至他们本身就有了取代勋贵，成为新君拱卫者的可能，旧的勋贵顿时变成了冗杂程序里多余的中间商，只要上下都意识到有他们还更加碍事，这一瞬间，就是他们政治生命的死期。
宋绘、薛香、韦道谐等人冷汗津津，古人善于以小见大，从礼仪制度的改变就能推测出君王政治理想的转折，原本高殷安排医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举动，毕竟他的伯父文襄皇帝若能得到及时救治，也许也能活着，其父天保皇帝若注意养生，也未必仅在位十年。
但若联系上今日，褒赏底层军官的举动，就颇有些温水煮青蛙的暗算之感了。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毕竟是扶持起一个庞大的产业，服务的对象也是数以万计的军队士兵，在能够将这些成本转嫁给军士自己和百姓时，能减少一分统治军队的成本，就应该减少一分，这样君王自己就能省出更多的钱粮来赎买勋贵们的人心，以及自己用于享乐。
因为花了钱，所以会有相应的回报，这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哪怕晋阳勋贵们已经洞悉了，也根本无法阻止。谁敢上书说不要组建医官来服务军士，这一旦被抖漏出去，早晚被人打黑枪。
他们也不能做这种事情，不仅开销巨大，而且还有着收买人心的嫌疑，也只有皇家有足够的资源和地位，去进行这种工程，唯一阻止帝王的，只有他们愿不愿意让利于民的心，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有担当的君王所能做出来的政举——放弃一定的个人享受，合理的分配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