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
风似乎都停了，远处工厂的轰鸣也模糊成了背景音。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站在人群边缘、提着公文包的王建国身上，然后又惊恐地挪向那个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却还硬撑着用发红的眼睛瞪视的棒梗身上。
“坏分子”。
这三个字，在1961年春夏之交的京城胡同里，从一个孩子嘶喊的嘴里蹦出来，砸向一个“部里领导”的家庭，其分量和潜在的破坏力，不亚于一颗拉开弦却不知会不会炸的手榴弹。
它不再是孩子间“你是坏蛋”的稚气骂战，而是被那个特殊年代赋予了特定政治内涵、足以毁人前途甚至生命的危险标签。
尽管出自一个饥饿、怨恨、口不择言的孩童之口，其荒诞背后透出的寒意，却让在场每一个经历过或听说过各种“运动”的成年人，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刘海中的官腔僵在了脸上，他第一个反应过来这话的严重性，心里咯噔一下。
他刚才还想摆“领导”架子各打五十大板，此刻却后悔不迭，恨不得立刻撇清。
他下意识地退后了半步，眼神躲闪着，不敢看王建国，也不敢看棒梗，仿佛那话带着瘟疫。
其他看热闹的邻居，无论是前院还是后院的，也都屏住了呼吸，脸上露出惊疑、畏惧、甚至有幸灾乐祸一闪而过的复杂神情。
有人悄悄往后挪，想离开这是非之地；有人伸长了脖子，想看王建国这“大干部”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来自最底层的“指控”。
王新平完全懵了，他不太明白“坏分子”具体意味着什么，但从周围大人骤然变化的气氛和哥哥瞬间凝重的脸色，他知道棒梗说了极坏、极严重的话。
他又气又怕，嘴唇哆嗦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半是委屈，一半是闯祸了的恐惧。
王新民紧紧抿着嘴唇，小脸绷得紧紧的。
他比弟弟更清楚那些话语的危险性。
他看着棒梗，眼神里最后那点因为年龄相近而产生的一丝怜悯也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
他下意识地站到了弟弟身前半步，像一道沉默的屏障。
棒梗在王建国那平静无波的目光注视下，如同被架在文火上炙烤。
最初的疯狂和口不择言带来的短暂快感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灭顶的恐惧。
王建国没有发怒，没有厉声呵斥，甚至脸上都没有多余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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