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得到了印证；
在总务科那位帮忙的老师傅那里，他落了个“体恤下情、不摆架子”的印象；
而在更深、更隐秘的层面，他与沈墨之间，那根由稀缺电子元件和一句隐语串联起来的、无形而脆弱的线，算是第一次被轻轻拨动，发出了只有他们自己能“听”见的、极其微弱的颤音。
王建国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反而更加警醒。
沈墨这条线，用好了，或许是获取前沿信息、解决棘手技术难题的特殊通道，甚至可能在未来某些关键抉择时，提供一个不同于主流视角的参照。
但用不好，或者被有心人察觉，就是足以将他拖入深渊的致命绞索。
他必须像对待最精密的爆破装置一样对待这条线——清楚其原理，明确其用途，更要时刻警惕其不稳定性。
他将主要精力拉回到部里的日常轨道，更加勤勉地处理着那些似乎永无止境的技术报告、项目审核和会议纪要。
他让自己看起来，就是一个沉浸在具体事务中、勤恳务实的中层技术干部。
但暗地里，他对沈墨的观察，进入了一个更细致、更讲求策略的阶段。
他不再刻意制造“偶遇”，但会留意沈墨在公开场合的每一次发言，无论多么简短。
他仔细揣摩沈墨措辞的倾向，对哪些技术路线表现出兴趣，对哪些现行做法流露出不易察觉的保留或质疑。
他甚至通过李秘书，在不经意间了解沈墨那个“技术情报与前瞻研究组”最近在关注哪些领域的动态，调阅了哪些资料。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王建国脑海中逐渐拼凑出一个更加立体的沈墨形象：
一个拥有扎实苏式教育背景和开阔国际技术视野的专家，对当前国内某些领域技术发展的“闭门造车”和低水平重复深感焦虑，渴望有所作为，却又因自身背景敏感和所处部门的边缘化而倍感无力与压抑。
他对王建国的态度，是一种混合了技术认同的谨慎靠近，以及因孤独和不被理解而滋生的、对“同类”的隐约期待。
就在王建国小心翼翼地经营着部里这盘复杂棋局的同时，四九城的市井生活，在1964年这个看似平淡的春天里，正以其特有的、坚韧甚至有些野蛮的方式，对抗着无处不在的匮乏与停滞。
而这种对抗，很快以一种更加直接、也更加危险的方式，与王建国产生了交集。
这次，不是收音机配件，而是关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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