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有时会看似无意地提起：
“我父亲以前在肉联厂，解决进口设备的老大难问题，就是靠琢磨，靠动手做模型试出来的。咱们条件比那时候好多了，更得有这股劲头。”
周末，女儿王雨萌难得回家。
吃饭时，女儿叽叽喳喳说着学校里的事情，抱怨小组作业里有个同学如何不靠谱，规划方案做得一塌糊涂。
要在以前，王新民可能只是随口安慰两句，或者告诫女儿做好自己的部分就行。
但这次，他放下筷子，很认真地听女儿说完，然后问：
“那你们这个规划方案，核心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什么？那个同学负责的部分，症结在哪里？是数据问题，还是方法问题，或者干脆就是态度问题？”
王雨萌被父亲突如其来的、近乎专业讨论般的提问弄得一愣，想了想才说：
“是方法问题，他用的分析模型太旧了，结论根本支撑不了我们的设计。”
“那你们有没有试过，帮他一起找找更合适的模型？或者，用你们认为正确的方法，重新核算他那部分数据，用结果说服他？”
王新民说，
“有时候，指出错误容易，一起找到对的解决办法，更难，也更有用。这就像我们搞设备，零件坏了，光抱怨没用，得找出坏的原因，换上好的，或者设计出更不容易坏的。”
女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父女间的对话，第一次超越了一般的生活关怀，触及了方法论和问题解决的层面。
王新民自己都有些惊讶，这或许是父亲那份旧资料带来的某种潜意识影响——
他开始更关注“如何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完成事情”。
当然，变化是细微的、渐进的。
日常工作中，大量的常规性事务、繁琐的协调、按部就班的测试依然占据大部分时间。
他依然要参加那些令人头疼的协调会，处理各种突发的小问题。但心态似乎有些不同了。
面对那个液压与传动接口的麻烦，他不再仅仅是想着“折中”或“应付”，而是更深入地思考，如何从设计流程上避免类似问题。
他起草了一份《跨专业协同设计初期接口确认清单（建议稿）》，虽然知道推行起来不易，但他还是提交了上去。
至少，这是一个开始。
最重要的变化，或许是他看待父亲王建国的目光。
再去父亲那里时，他不再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的探望，或是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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