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方程式和有限的已知条件反推！没有数据，我们就自己设计实验，一点一点试，一点一点积累！材料不行，就联合国内的钢厂、研究院，一起攻！菌种不行，就筛，就诱变，十万次、百万次地筛！总之一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我们的头脑和双手，把这条自主的路，蹚出来！”
封闭的小院成了与世隔绝的战场。
窗户用厚布蒙上，昼夜灯火通明。
墙上贴满了各种手绘的流程图、结构草图、数据表。地上堆着厚厚的计算稿纸、俄文技术字典、国内外有限的公开文献。
六个人，吃住都在院里，食堂专门送饭。工作没有固定时间，困极了就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和衣躺一会儿，醒来继续。
争论是家常便饭，常常为了一个参数的选择、一个结构的设计争得面红耳赤，但目标高度一致：
一定要搞出来，而且要搞好。
王建国是总指挥，也是最终的技术决策者和矛盾仲裁者。
他需要把握全局进度，协调各个子课题的衔接，在关键的技术分歧点上拍板。更多的时候，他泡在每一个技术细节里，和陈经纬反复推导某个复杂的传质方程，和刘德培讨论工艺难点，和赵晓川分析发酵罐内流体力学状态，和孙立民琢磨反应釜的应力分布，和周毅核对庞大的物料与能量衡算。
他的头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处理着海量的技术信息，评估着各种方案的可行性与风险。
压力无时无刻不在，常常半夜惊醒，脑子里全是未解的技术难题。
但他不能露出丝毫的犹豫和疲惫，他是这个小小团队的主心骨，他的镇定和信心，是大家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毛熊人能搞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一定也能搞出来，”
这是他最常说的话，不是在鼓舞士气，而是他内心坚定的信念，“而且，我们既然自己搞，就要想办法比他们搞得更好、更省、更可靠！我们不是简单的仿制，是要真正掌握，要超越！”
这种信念感染着每一个人。
陈经纬的才华在这种极限压力下得到了充分释放，他不仅快速消化着已有的碎片信息，还常常能提出独到的、跳出原有框架的思路。刘德培的老经验结合扎实的理论学习，解决了许多实际制造中可能遇到的“拦路虎”。
赵晓川等年轻人更是拼劲十足，敢想敢干，承担了大量繁琐却至关重要的基础实验和数据整理工作。
然而，外部环境并未因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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