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春，部里召开年度工作计划会议，各司局、直属单位负责人参会。
王建国也过来参加。
会议间隙，戴立春“偶遇”了王建国。
他脸上堆起罕见的、甚至有些过分热情的笑容，主动上前握手：“建国同志，辛苦了！听说你们项目进展顺利，又创汇了？真是给部里争光啊！”
王建国对戴立春的热情有些意外，但也保持着基本的礼节，简单寒暄了几句。
戴立春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对了，你们那边扩建，进口的那批精密仪器，好像是从东德走的货？手续都还顺利吧？现在外汇紧张，进口设备审核比以前严多了。”
王建国点点头：“是，走了些程序，部里和外贸部门都很支持。”
“那就好，那就好。”
戴立春笑眯眯地，“现在啊，方方面面都要注意，特别是涉外经济和设备引进，最容易出问题。有些单位，为了赶进度，在手续上打擦边球，或者验收把关不严，让不合格设备进来，造成损失，那可就是政治问题了。”
他这话说得语重心长，仿佛一位老领导在提醒后辈。
王建国心中警觉，面上不动声色：“谢谢戴司长提醒，我们会严格按规章办。”
这次短暂的交谈，却像一道闪电，划亮了戴立春黑暗的思绪。
进口设备！
外汇！
手续！
验收！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在他脑中碰撞出火花。
对啊，重庆项目最近为了扩大蛋白胨和筹备生物制剂试验线，确实申请引进了一批东德的精密发酵控制仪器和部分瑞士的分析设备。
这是他之前从一份普通的物资调拨文件里瞥见的。
这里面，有没有操作空间？王建国他们会不会在急于求成的心态下，在某些环节上“灵活处理”？
哪怕只是一点点程序上的瑕疵，在“反对浪费”、“厉行节约”、“警惕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当前口号下，都可以被放大为“严重的官僚主义”、“给国家造成损失”，甚至上升到“里通外国”、“损害国家利益”的政治高度！
一个陷害的计划，开始在戴立春心中阴险地成型。
他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他只需要制造“疑点”，引发调查。
就像他当初对付刘守一他们一样。而这次，他要做得更隐蔽，更“有理有据”。
他首先需要内应。
重庆指挥部里，有没有对王建国不满，或者可以被利益打动的人？他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一个远房亲戚在西南某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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