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常醒，听见窗外风响，便想起那封信里提到的乡女——因偷读蒙学被兄长逐出家门，蜷身在庙檐下过夜。我提笔回信时，墨迹被滴落的水晕开了一处，后来才知是泪。
但我没有写安慰的话。我只是告诉她，去年冬月，顺义分校有个姑娘也遭此境遇，如今已在医馆抄方，月俸够租一间小屋。我还附了五两银票，注明“借贷，非赠”，并写道：“吾亦曾孤行于冷途，故知一步之重。愿你守住此步，不必回头。”
信寄出去了，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回。可我知道，只要有人肯写第一封信，就有人敢走第一条路。
七日后，京郊王家村的义塾挂上了“京城女学王家村分校”的木匾。此前村长不肯借地，怕“女子聚众不成体统”。我没有争辩，命人在村口设识字棚，每日午时开讲一刻钟。讲节气如何耕种，讲药草怎么辨认，讲契约该怎么写。起初只有几个孩子围观，第三天起，妇人们也开始驻足听讲。
到了第七天，已有二十余名女子登记入学。村长亲自送来钥匙，说废弃义塾可以改建。揭牌那天，阳光正好。我站在门前，对众人说：“今日开门，明日便有人走出来。”
没有人鼓掌，但有人抹眼泪。有个老妪拉着孙女的手，一遍遍念叨：“去吧，好好念书，别像奶奶一样，一辈子睁眼瞎。”
秋初，主院办了一场“女子才艺与实务展”。我没有请达官显贵，只邀了几位素来开明的命妇。展厅里摆着学生们亲手绘制的农田水利图、整理的药材分类册、代笔书写的讼状稿，还有绣着诗文的绢帕。一位曾在酒楼做跑堂的姑娘，现场演示如何用速记法记录整桌菜名，引得众人惊叹。
展毕，我当众宣布成立“女学同窗会”。由毕业学员互荐岗位：替商行记账、为医馆抄方、赴学堂助教。每人每月所得，三成归会中公账，用于资助贫寒新生。一名年轻妇人当场报名去布庄做账房，她说：“我不求大富，只求今后手里有钱，能自己做主买件新衣。”
冬至前夜，雪落得紧。我仍在书房批阅来函。一封来自河间的信让我停了许久。信是位老塾师所写，说他收了个十三岁的女童，聪慧过人，却因求学被族人辱骂“不知廉耻”。老人问我：“此风不开，何以破局？”
我提笔回信：“破局不在一时声势，而在点滴成流。烦请先生容她读下去，所需束修，由女学代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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