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沈砚之在站前的电报局里买了一张电报纸，用一支削得极尖的铅笔写了几个字：“货已备齐，腊月十三发货。”收件人写的是天津法租界一个洋行的地址，收件人姓名是假的，但程振邦认识。电报发出去，沈砚之在电报局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前门楼子在灰白色的天幕下沉默地矗立。十一年前他还只有二十岁，跟着父亲第一次来北京，也站在这个位置。父亲指着前门楼子对他说：“你祖父守了二十年山海关，你将来要守住的东西，比山海关更大。”他没有问父亲“更大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不是城，不是关，不是一座山、一条河、一片土地，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比任何东西都重的东西。
隆福寺。腊八的香火很旺，僧人们在殿里齐声诵经，钟声悠远，檀香缭绕。沈砚之穿过人群拐进寺后的一间偏房，方遇安已经到了，顾恒舟也已经在等他。顾恒舟今天穿了一件灰布棉袍，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不普通。
“陶文锦回信了。他答应抄文件，条件是事成之后必须把他和他母亲送出北京。他母亲七十三岁，裹小脚，坐不了长途马车，只能坐火车。但前门火车站全是便衣。”顾恒舟说着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展开铺在桌上——是一张手绘的北京城布防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了警察厅、侦缉队、宪兵司令部的兵力部署，精确到了每一条街、每一个哨位的换岗时间。“他还有一个条件，必须在腊月十二之前把他母亲送到天津，否则他不干。他说他不是怕死，是怕他死了，他娘没人送终。”
沈砚之接过布防图，手指沿着东交民巷、正阳门、前门大街一路划过去，最后停在一条从隆福寺往西直门方向的线路上，眼睛微微眯起。“走西直门。腊月十二下午三点那班岗，换岗间隙是九分钟。老太太坐轿，轿帘不要掀，轿夫用我们自己的人，穿侦缉队的制服。”
“侦缉队的制服？”顾恒舟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反应过来了，“你是说冒充侦缉队护送？”
“侦缉队天天在城里抓人，谁看见他们不绕着走？谁敢查他们的轿子？”
顾恒舟沉默三秒，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动作介于敬佩和担忧之间，最终化作一声短叹：“你可真敢想。”
“不是敢想，”沈砚之收起布防图，“是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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