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得整整齐齐。那些人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日本人，有的是西洋人，在码头上不分你我，只知道干活挣钱，养家糊口。
“振邦。”沈砚之开口，“你还记得辛亥年冬天，我们在山海关的时候吗？”
“记得。那时候刚光复关城，兄弟们士气正旺，觉得明天就是新天新地了。”
“那时候我也这么想。”沈砚之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我以为只要把皇帝拉下马，天下就太平了。后来我才知道，拉下一个皇帝容易，但要把两千年的东西从人脑子里连根拔掉，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所以咱们还要继续干？”
“继续干。”沈砚之说，语气平淡但坚定，“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理想，是因为我已经上了这条船，下不去了。船上有我的人，有我的兄弟，有那些跟着我从山海关一路打到江西、从江西又逃到长崎的人。我下去了，他们怎么办？”
程振邦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那是沈砚之很久没有在他脸上见过的笑，不是苦笑，不是无奈的笑，而是一种释然的笑，像是终于想通了什么事情。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程振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递给沈砚之，“你看看这个。老陈随信附来的，说是一个叫张孝准的人从东京带回来的消息。”
沈砚之接过纸，展开。纸上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袁氏已派密使赴日，与日方秘密接触，拟签订《二十一条》。”
沈砚之的脸色变了。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纸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却让他觉得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冰水。袁世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正在派人与日本秘密接触，准备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这是真的？”他的声音有些发紧。
“老陈说，消息来源很可靠。张孝准是黄兴的人，在东京和日本政界有来往，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程振邦的语气也很沉重，“袁世凯想当皇帝，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人想趁机扩大在华利益，需要袁世凯的配合。两边一拍即合。”
沈砚之把那张纸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如果这个条约签了，”他的声音很慢，像是在一字一句地咀嚼每一个字的重量，“东北就没了。山东就没了。中国就——”
他没有说完。
“砚之。”程振邦拍了拍他的肩膀，“咱们得回去。”
“我知道。”
“不是等东京的指示，是咱们自己得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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