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东京那边一直没有消息。
沈砚之曾经派了两个信得过的人去东京联络，一个人去了就没回来，另一个人半个月后回来了，带回的消息是：“那边还在开会，还在吵，还没有结论。”
“还在开会”这四个字，让沈砚之沉默了整整一天。
他不是不理解。二次革命败得那么惨，党内肯定要总结经验，要分清责任，要制定新的战略。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都需要争论，都需要一次次的妥协和让步。但他在长崎已经等了三个月，部队散落在东南沿海，随时可能被北洋军清剿，每等一天，都是在拿兄弟们的命冒险。
“砚之。”程振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砚之转过身。程振邦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脸上有一种沈砚之很久没有见过的表情——不是高兴，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压在眉宇之间的东西，像是有话要说，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东京来的？”沈砚之问。
程振邦走过来，把信封递给他：“不是东京。是上海。老陈从上海寄来的。”
沈砚之接过信封，拆开。信纸只有一页，字迹潦草，显然是匆忙写就：
“砚之兄钧鉴：弟已抵沪月余，与各方联络，得知兄在长崎安好，甚慰。近日沪上风传，袁氏已密令各地缉捕革命党人，兄之名列其中，望格外小心。另，东京方面已决定重组中华革命党，孙公任总理，将继续举兵讨袁。具体方略尚未出台，弟当随时禀报。兄之旧部，弟已设法安置，暂勿挂念。专此，即颂。弟陈永年拜上。”
沈砚之把信看了两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
“老陈说，东京要重组革命党，孙公继续领导。”他转向程振邦，“但具体怎么干，还没定。”
程振邦沉默了几秒，走到沈砚之身边，和他并肩站在高地上，看着远处的海港。
“砚之，我跟你这么多年，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问。”
“你说，咱们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沈砚之侧头看了他一眼。程振邦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发牢骚，也不是在质疑，是真的在问一个他想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答案的问题。
“为了推翻满清。”沈砚之说。
“满清已经推翻了。”
“为了建立共和。”
“共和建立了，又被人抢走了。”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看着远处的海港，一艘货船正在靠岸，码头上的人像蚂蚁一样忙碌着，把一箱箱货物从船上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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