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递给买家峻，买家峻接过来却没吃，“秘书长说，要全力追查凶手，给您一个交代。但——”他顿了一下，抬起头，眼睛直直看着买家峻，“他也说，新城的工作不能因为这件事停下来，有些调查可以适可而止，不要搞得人人自危。”
“适可而止？”买家峻把苹果放在床头柜上，动作很慢，像是在放一件易碎品，“韦秘书，你知道那些人拿的是钢管还是铁棍吗？”
韦伯仁没吭声。
“钢管。”买家峻替自己回答，“拇指粗的钢管，抡起来带着风声。要不是司机反应快踩了油门，我现在不是躺在这儿，是躺在太平间。”他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有人想要我的命，秘书长让我适可而止。这话，他是让你带给我的？”
韦伯仁的脸色变了一下，不是害怕，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他低下头，用手指把削落的苹果皮一根一根拢起来，扔进垃圾桶里。这动作细致又多余，像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
“不是秘书长让我带的。”他终于开口，声音压得更低了，“是我自己觉得，您得知道现在谁在给谁递刀子。”
买家峻看着韦伯仁的侧脸。灯光从侧面打过来，把他半边脸照得发亮，另半边藏在阴影里。这个跟了四任市委书记的老秘书，从来都是说半句藏半句的高手。今天能说出“递刀子”这三个字，已经是破天荒了。
“韦秘书，你在这栋楼里待了多少年了？”
韦伯仁愣了一下，没想到买家峻会突然问这个。“十八年。”
“十八年。”买家峻重复了一遍，“十八年，你看着多少人上来，多少人下去。我问你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他顿了顿，“杨树鹏的地下组织，跟这栋楼里的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搅在一起的？”
病房里安静下来。走廊里有护士推着车经过，轮子碾过地砖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韦伯仁放在膝盖上的手指痉挛了一下，他下意识去摸口袋里的烟，摸到一半又缩回来。
“买主任，有些事不是知道得越多就越安全。”韦伯仁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买家峻，“我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八年，最大的本事不是会说话，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但今天——”他转过身，脸上那种标准的秘书式微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近乎疲惫的真诚，“今天我跟您说句实话。新城的这盘棋，从第一颗子落下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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