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将太子放在了「权柄过重、
可能威胁皇权」的位置上，将一个「强势太子」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血淋淋地摊开在了李世民面前。
崔仁师的信，则更侧重于「制度」与「稳定」。
他同样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和历代兴衰，论述任何对「祖宗成法」、「朝廷旧制」的剧烈改动，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都必然会引起巨大的反弹和动荡，破坏现有的平衡与稳定。
他以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汉化等为例，说明即便目的是好的，手段过于激烈，也足以导致天下大乱。
他将太子设立信行、鼓励工匠、引导官员下基层等行为，统统归入「剧烈改动旧制」的范畴，认为这些行为本身就蕴含著导致「朝堂不稳」、「人心浮动」的必然性。
他在信末写道，若陛下认为太子所为利大于，则请强力镇压一切反对声音。
若认为稳定重于一切，则当「有所取舍」。
同样，没有直接攻击太子个人，却将太子所做的一切，都与「破坏稳定」划上了等号。
这两封信，以其作者「以死明志」的悲壮色彩，以及其中引经据典、看似站在道德和史鉴制高点的论述，在士林和官场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共鸣。
许多原本中立，甚至部分对太子抱有同情的官员，读后也不禁陷入了沉思。
卢、崔二人用生命发出的「警告」，不能不让人们重视。
尤其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崇尚「中庸」、「稳定」、「尊卑有序」的官员，更是觉得二人所言，并非全无道理。
太子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太「急」太「烈」了。
一种「太子虽有能力，但过于强势，恐非国家之福」的论调，开始悄然蔓延。
甚至有人私下赞叹，卢、崔二人虽行事过激，但这份「忧国忧民」、「不畏死谏」的风骨，令人钦佩。
两仪殿李世民看著王德呈上的两封遗书抄本，脸色阴沉。
他重重地将抄本摔在御案上，发出一声冷哼。
「巧言令色！死有余辜！」
他自然看得出这两封信包藏的祸心。
这哪里是什么请罪书，分明是两份裹著忠义外衣的檄文！
是用性命和「史鉴」铸成的刀子，狠狠地扎向太子，也是在试探他李世民的底线！
他们不敢直接骂太子不忠不孝，就拐弯抹角地说他权势太重，威胁皇权。
不敢直接否定新政，就说他破坏稳定，动摇国本。
这是阳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