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精密反馈系统的年代，这块布就是我们的红外成像仪。
深夜。
火种研究所的值班室里，煤油灯如豆。
我在实验日志的最后一页，重重地写下了一行字：
“1962年7月19日，火种计划第一阶段：人即仪器。确认通过。”
我抬起头，揉了揉酸胀的眼角。
窗外，月色如银，洒在静谧的厂区里。
陈秀云还没走，她坐在廊檐下的条凳上，借着月光，正用那只残缺的左手，一下一下地摩挲着新缝好的布料边缘。
她微微侧着头，耳朵几乎贴在了布面上，仿佛那些纤维里藏着什么只有她能听见的、来自遥远时代的低语。
窗台上，老罗临走前放了一卷缠着红绳的棉线。
线轴是槐木做的，由于经常摩挲，已经泛出了包浆。
在那线轴的底端，刻着一串歪歪扭扭的数字：630719。
那是我们的代号，也是我们的命。
我刚想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那声音重而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纪律感。
我心里咯噔一下，原本已经松弛的神经瞬间像拉满的弓弦。
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种脚步声通常只代表一件事。
门外，一个模糊的黑影停住了脚步，随后是三声沉闷的叩门声。
“林钧同志，睡了吗？”
那是厂办王副厂长的声音，带着一股子不寻常的严肃。
我猛地站起身，手里的钢笔在纸上划出一道浓墨，像是要把平静的夜色直接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