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的霉味裹着灰尘钻进鼻腔时，林小川抱着半人高的档案袋撞开了门。
他额角挂着细汗，蓝布工装第二颗纽扣崩了线，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秋衣：“林总，1968年RKS项目政审材料全调来了。您要的海外关系、注销记录、保密协议签字页，都在这儿。”
我放下手里的搪瓷缸，杯底在木桌上磕出脆响。
水蒸气模糊了眼镜片，我扯下挂在椅背上的白大褂擦了擦，指腹划过最上面那份泛黄的户籍注销证明——吴德海，1970年3月12日，注销原因“移居海外”。
“翻到后面。”林小川的喉结动了动，伸手帮我翻开第三本档案。
牛皮纸封皮窸窣作响，露出三张叠在一起的保密协议。
最上面那张的签字栏里，“吴德海”三个字像被人用钝笔戳出来的，笔画间带着不正常的颤抖，日期是1971年5月7日。
第二张1972年3月15日，第三张1973年11月22日，签字的笔锋越来越流畅，到最后一张时，运笔竟和陈国栋在设备验收单上的签名有七分相似。
我的后槽牙咬得发酸。
手指按在两张签名上反复比对，油墨在纸背洇出的痕迹像两条交缠的蛇：“注销户籍的人，怎么会连续三年签保密协议？”
“承办人都是陈国栋。”林小川从档案袋最底层抽出一沓审批单，每一张的“经办”栏都盖着“陈国栋”的长方形私章，红泥印泥在岁月里褪成淡粉色，“1970年他是安全干事，1971年升了科长。”
窗外的北风卷着雪粒子砸在玻璃上，我抓起电话拨了苏晚晴的分机。
话筒里的忙音响了七声，才传来她急促的喘息：“我在人事处查吴德海外联记录。他堂兄确实在香港，但1958年之后再没通过信。”停顿两秒，她的声音突然低下去，像怕被人听见，“当年说他‘主动申请离厂投靠海外关系’是假话。我翻到1969年的内部电报——吴德海掌握D7共振腔的最终装配工艺，上级专门发过文，说‘尽量劝留’。”
我捏着话筒的手青筋暴起。
1969年，正是D7项目最关键的攻坚期。
共振腔的装配精度直接影响通信距离，整个研究所能闭着眼装完所有零件的，只有吴德海和周振声。
“他拒留了？”
“不止。”苏晚晴的呼吸声透过电流传来，“技术科老陈师傅说，吴德海在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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