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画动平衡示意图，嘴里念叨“左三圈减半两，右两圈加三钱”，活像个说快板的；朱卫东举着乙炔枪给轴瓦预热，脸被烤得通红，却笑着说“这比当年偷烤土豆带劲”；苏晚晴抱着个搪瓷缸来回跑，里头泡的不是茶，是她从实验室顺来的润滑油调和配方。
第三天天亮时，老罗转动主轴手轮。
那熟悉的嗡鸣声突然拔高，像只憋了多年的老鸟抖开翅膀。
振动仪的指针停在0.01毫米——比出厂说明书上的0.02还要低。
“成了。”老罗抹了把脸，油灰在脸上画出道白印，“这老伙计，还能再转十年。”
消息像长了翅膀。
博物馆的人带着红绸子来揭封条，站在车床前半天没说话；张主任从厂办过来，围着车床转了三圈，咳嗽两声说“技术科的初衷是好的”；李厂长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烟灰缸里堆着半尺高的烟蒂：“现在有两种意见，一方说历史意义大过实用，一方说……”他抬眼看看我，“老工人舍不得。”
厂务会开得像锅滚水。
技术科的王科长拍着桌子：“博物馆的展牌都印好了！‘功勋一号，见证我国第一代火箭喷管制造史’——这是政治影响！”设备科的老刘梗着脖子反驳：“影响？当年修这车床的时候，是谁在雪地里蹲了三天三夜？是老罗他们！”
苏晚晴一直没说话。
直到王科长喊着“要尊重历史记录”时，她突然站起来。
这个总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女科长，此刻衬衫领口松着一颗扣，眼睛亮得像淬了火的钢：“历史记录？那台车床的历史，是1958年工人师傅们用大锤敲出来的，是1961年断粮那会儿，老罗他们嚼着冻硬的窝窝头修出来的，是这三年八次抢修，拿废铜烂铁拼出来的——如果历史是由这些手写成的，那它的名字，是不是也该由这些手来定？”
会议室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李厂长摸出包大前门，散了一圈：“要不这样，全厂职工匿名投票。送展还是留用，听多数人的。”
我没组织任何人拉票。
只是那天傍晚，我在锅炉房的黑板上写了行字：“它认得哪双手里有茧。”
投票箱摆在食堂门口。
我去交选票时，看见退休的赵师傅柱着拐棍站在队尾，棉鞋沾着泥——他住得远，听说投票特意坐了两小时公交。
他看见我，咧嘴笑：“小林啊，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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