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他镜片上的反光：“陈老，您1952年在鞍钢，是不是跟着老炉长蹲了半个月，才摸出碱性平炉的温度曲线？周工，您在西北修雷达那会儿，是不是天天跟着电工班爬天线，才知道螺丝要涂凡士林防盐雾？”
周工咳嗽一声，低头翻包。
陈老放下茶杯，镜片后的眼睛突然亮了：“小林说得对。我当年要是只看苏联手册，鞍钢的钢水早凉了。”
老教授的脸从红转白，钢笔帽“当啷”掉在地上。
我弯腰捡起，递过去：“第一个月，谁也不许关在办公室写方案。我带大家跑东北、下西南、去江南——去看工人怎么抡大锤，看图纸怎么被油泥糊脏，看故障怎么在凌晨三点把人从被窝里拽起来。”
负责人突然笑了，伸手拍我肩膀：“行，就按你说的。一线感知组，你带队。”
散会时已近黄昏。
我站在走廊抽烟，陈老凑过来：“你小子，当年在红星厂把废料堆变成宝，现在要把全中国的工厂变成宝？”他指节敲了敲我口袋，“晚晴同志的简报我看了，那校准法比德国人的土办法还管用。”
我掐了烟：“不是我的宝，是他们的。”
三天后，西南的消息随着电报“滴嗒”进来。
苏晚晴的字迹透过纸背：“反向提案制试行，林小川的温控优化立项。”我想象她站在技术科的铁皮柜前，蓝布衫沾着油墨，手指点着我留的日志——那页上用红笔圈着“技术的问题，根子在人”。
东北的风卷着雪粒子往领口钻时，我们站在老发动机厂的车间里。
机床声震得人耳膜发疼，墙角有个戴狗皮帽的老师傅，正用土秤拨拉金属粉末，铁勺碰着秤盘叮当作响。
“师傅，这配比试了多少回？”我蹲下去，看见他围裙上的油垢结成深褐色的花。
“四十三年，”他头也不抬，“我十六岁跟我爹学配合金，他说‘手是秤，眼是尺’，现在我徒弟说‘得写在本子上’。”他舀起一勺粉末，对着光看了看，“可本子上写不出这颜色——深了发乌是碳多了，浅了泛白是铬少了。”
随行的材料专家小张蹲下来，掏出相机：“师傅，能让我拍张照吗？”
锻压机的轰鸣在晨雾里滚成闷雷时，我正蹲在车间角落看老周师傅用钢刷清理砧面。
突然有股焦糊味钻进鼻腔，像烧化的机油混着橡胶——这味儿太熟悉了，去年在红星厂热处理车间，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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