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反驳，张了嘴，又闭上了。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人不像工人，也不像学者。
他说话的方式，像一台精密仪器，把情感滤净，只留下事实与逻辑。
而这，正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我走下台时，没人鼓掌。
但当我经过冯老座位旁，这位一向严肃的老专家轻轻点了点头，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震动。
可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
当晚九点，我刚整理完资料，桌上的红色专线电话突然响起。
铃声尖锐，划破寂静。
我接起听筒，冯老的声音低沉而急促：“林钧，听着，今晚牵头研究所组织闭门座谈，名单上……没有你。”
“哦。”我应了一声，指尖轻轻摩挲着桌上那张沾着机油的图纸。
“还有句话，”他顿了顿，像是在确认周围无人，“有人放了话——你若不在首日退场，后续所有议题，一律不开放。”我挂了电话，听筒落回原座时发出一声闷响，像一记锤敲进冻土。
冯老没再说什么，但我听得出来，他语气里的紧迫——这不是普通的排挤，是杀鸡儆猴的警告。
他们要的不是讨论，而是秩序：谁该说话，谁只能听话，早已写在那张看不见的名单上。
可笑的是，他们以为堵住我的嘴，就能堵住两千三百一十七次故障背后的声音？
我坐在招待所那张咯吱作响的木床边，盯着墙上斑驳的石灰缝，脑子里却跑着另一条线：数据不会撒谎，但人会闭眼。
既然不让我进闭门会，那就让他们连睁眼都避不开。
我抓起桌上的专线电话，拨通红星厂总机，等了足足七分钟才接通周厂长。
深夜线路紧张，每一声忙音都像在催命。
“周厂长，我是林钧。”我没寒暄，“立刻调送两箱资料来京——火种工坊近三年所有技改项目的原始记录、测试胶片、工人操作手记，全部打包，明早八点前必须到！用军供专线加急，就说……科工委临时征调。”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周厂长声音压得很低：“你确定？这动静太大，赵副厂长那边——”
“我说了算。”我打断他，“出了事，我担。”
挂断后，我从帆布包里抽出三卷红绳、一沓复写纸和几十枚图钉，又翻出苏晚晴亲手整理的《56冲常见故障图谱》，开始动手。
墙是灰扑扑的水泥面，正好当黑板用。
我把一张张图表钉上去：左边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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