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雪还没化,铁皮屋顶上结着一层霜。
我刚把昨夜画到一半的连杆图纸摊开在工作台上,就听见厂广播里传来一句冷冰冰的通知:“请林钧同志立即前往人事科报到。”
话音未落,周围几个工位上的目光齐刷刷扫过来。
有人低头窃笑,有人假装忙碌,但那股子等着看热闹的劲儿,像针一样扎在背上。
五年前我在福利院长大?
呵,这可不是随口一问的问题。
这是刀,是套索,是要把我从“火种工坊”这个位置上彻底拽下来的绳结。
人事科门口站着两个保卫科的人,像门神似的,脸色比东北腊月的风还硬。
屋里那位干事姓刘,四十来岁,眼角耷拉着,一看就是专干这种“审查人”的活儿的老手。
“坐。”他指了指凳子,却不看我。
我没动,只把肩上的帆布包解下来,轻轻放在桌上,然后从夹层抽出一份文件——《成长履历说明》,纸页平整,字迹工整,每一个日期、每一条记录都经得起推敲。
接着,我又拿出七位老职工联名签署的《情况证明书》。
这些人里有当年福利院烧锅炉的老张头,有管粮票的李婶,还有教我们识字的王老师傅,全是厂里退休的老实人,没人敢拿党籍开玩笑。
最后,我把那本泛黄的《孤儿生活记录册》轻轻推过去。
干事翻了一页,眉头一跳;再翻一页,手指微微发紧。
“每天五点半起床扫院子,六点十分领粗粮窝头一人一个,七点进车间学木工……”他低声念着,声音越来越低,“这些……你怎么会有?”
“因为我知道,总会有人想问我‘是不是黑户’。”我直视着他,“所以我早准备好了。不是为了今天,是为了所有可能到来的‘今天’。”
他抬眼盯我,眼神复杂。
不是愤怒,也不是佩服,而是一种被预判后的不安。
他没再问下去。
午休铃响时,食堂热气腾腾,可我没去排队。
刚回到工坊,门帘一掀,苏晚晴走了进来。
她没穿大衣,只披了件灰蓝色的呢子外套,头发被风吹乱了一缕,贴在脸颊上。
她一句话不说,直接递给我一张复印纸。
是《对外交流备案表》的局部扫描件。
赵副厂长签字栏的墨迹深得异常,和其他笔触明显不是一个时间写的。
“他在补签。”她说,声音压得很低,“伪造审批流程。而且……档案室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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