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雪还没化，铁皮屋顶上结着一层霜。
我刚把昨夜画到一半的连杆图纸摊开在工作台上，就听见厂广播里传来一句冷冰冰的通知：“请林钧同志立即前往人事科报到。”
话音未落，周围几个工位上的目光齐刷刷扫过来。
有人低头窃笑，有人假装忙碌，但那股子等着看热闹的劲儿，像针一样扎在背上。
五年前我在福利院长大？
呵，这可不是随口一问的问题。
这是刀，是套索，是要把我从“火种工坊”这个位置上彻底拽下来的绳结。
人事科门口站着两个保卫科的人，像门神似的，脸色比东北腊月的风还硬。
屋里那位干事姓刘，四十来岁，眼角耷拉着，一看就是专干这种“审查人”的活儿的老手。
“坐。”他指了指凳子，却不看我。
我没动，只把肩上的帆布包解下来，轻轻放在桌上，然后从夹层抽出一份文件——《成长履历说明》，纸页平整，字迹工整，每一个日期、每一条记录都经得起推敲。
接着，我又拿出七位老职工联名签署的《情况证明书》。
这些人里有当年福利院烧锅炉的老张头，有管粮票的李婶，还有教我们识字的王老师傅，全是厂里退休的老实人，没人敢拿党籍开玩笑。
最后，我把那本泛黄的《孤儿生活记录册》轻轻推过去。
干事翻了一页，眉头一跳；再翻一页，手指微微发紧。
“每天五点半起床扫院子，六点十分领粗粮窝头一人一个，七点进车间学木工……”他低声念着，声音越来越低，“这些……你怎么会有？”
“因为我知道，总会有人想问我‘是不是黑户’。”我直视着他，“所以我早准备好了。不是为了今天，是为了所有可能到来的‘今天’。”
他抬眼盯我，眼神复杂。
不是愤怒，也不是佩服，而是一种被预判后的不安。
他没再问下去。
午休铃响时，食堂热气腾腾，可我没去排队。
刚回到工坊，门帘一掀，苏晚晴走了进来。
她没穿大衣，只披了件灰蓝色的呢子外套，头发被风吹乱了一缕，贴在脸颊上。
她一句话不说，直接递给我一张复印纸。
是《对外交流备案表》的局部扫描件。
赵副厂长签字栏的墨迹深得异常，和其他笔触明显不是一个时间写的。
“他在补签。”她说，声音压得很低，“伪造审批流程。而且……档案室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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