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体贴’。”
散会后，人群陆续离开。
夕阳斜照进走廊，把档案室的门框染成金色。
苏晚晴没走。
她默默走进档案馆深处，指尖在一排排泛黄的卷宗间滑过。
终于，她在一本1954年的培训记录前停下。
翻开第一页，钢笔字迹清晰：
“凡初中以下文化者，不得参与工艺讨论。”
她盯着那行字，良久不动。
然后，轻轻抽出纸张，放进复印机。会后那晚，风还没停。
我披着雨衣从厂部走出来，裤脚早已湿透，鞋里灌了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的声响。
可我心里却烧着一团火，烫得人发慌。
苏晚晴把那份复印纸贴在夜校门口时，我没拦她。
我知道她要的不是出气，是要立一块碑——一块属于普通工人的尊严碑。
那行字静静贴在斑驳的砖墙上，像一记耳光抽在旧规矩脸上：“截至今日，已有七十三名‘泥腿子’提出有效改进建议。”
数字是她亲手数的。
一张张技术改进单，从废料堆旁、机床底下、锻锤震动的间隙里爬出来，盖着红章，编号入库。
七十三次，工人不再是执行命令的影子，而是能反问“为什么”的活人。
我站在门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雨里。
这雨下得真大。
豆大的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像是千军万马在敲鼓。
可我就想看看——那些白天抡锤、晚上抄笔记的人，到底有没有熄灯睡觉？
我沿着厂区小路挨个巡查自学小组。
铸造组还在讨论浇注温度曲线，有人用粉笔在墙上演算比热容；机修班的老李头戴着老花镜，对照《十讲》里的示意图拆解变速箱同步器，嘴里念叨：“原来不是零件犟，是咱不懂它脾气。”
一直到锻压区，我几乎以为没人了。
可就在厂房最角落的一间工具间，透出昏黄的灯光。
门缝漏出的光被雨水拉成一条细线，像刀刃划开黑夜。
我推开门。
屋里热气腾腾，不止是炉子的余温，更是人气。
老吴妈坐在正中间，围裙上沾着油灰，手里捏着两根筷子，正戳进一块橡皮泥做的“锻件”里。
她身旁围着五六位家属女工，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挽着袖子，眼睛却全盯着那团变形的泥巴。
“看见没？这边鼓包，是因为金属往这儿流得快。”老吴妈声音不大，但字字有力，“你要是不提前压住劲儿，脱模就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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