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搞设备支持，郑医生悄悄调取近三年工伤用药记录，一笔一笔录入。
第三天傍晚，第一张《高危岗位健康风险热力图》贴上了技术科公告栏。
红色区域密集集中在锻造与弹药装配线，尤其是夜间班次。
旁边附着药品消耗曲线、事故频率统计、甚至还有工人体检异常率。
有人驻足，有人议论，有人拍照。
第四天清晨，军管组的人来了，一句话没多问，直接要了一份副本带走。
周五上午，雨终于停了。
阳光刺破云层，洒在湿漉漉的厂区。
我站在窗前，看着人们走出宿舍，脚步比以往快了些。
桌上的打字机静静躺着，滚轴上还夹着半张未完成的报表。
忽然，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口停下。
门被轻轻推开。
刘政委站在那儿，军绿色大衣笔挺，帽檐下目光如炬。
“林钧，”他声音不高，“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没动，只是慢慢合上打字机的盖子。
他知道些什么？
调查进展到哪一步了？
是不是已经看到了那卷胶卷的内容？
但我心里清楚，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谁烧了账本。
而是——当所有人都习惯于用纸和墨记录真相时，有没有一种东西，哪怕纸黄了、字褪了，也能让科学睁开眼。
我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然后，走向门口。
临出门前，我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
眼神，不再躲闪。
周五下午，阳光斜斜地切进走廊，把刘政委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把出鞘的刀，横在水泥地上。
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门关上的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
没有寒暄，没有落座，他就站在窗前，背对着我，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传来：“林钧，你觉得，这套系统，离开你现在的位置，还能不能转？”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不是问胶卷的事，不是问副厂长，也不是问责谁——他在试我的根基，在测这盘棋的命脉。
我深吸一口气，雨水洗过的空气带着铁锈味钻进肺里。
我想起昨夜通宵录入数据的小林，想起刘瘸子冒雨接线改装打字机的背影，想起郑医生翻着泛黄病历本时颤抖的手指，还有苏晚晴趴在图纸上画流程图时那根快烧到指尖也没察觉的烟。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账本。
“能。”我说，声音不大，却稳如锻钢，“它不在打字机里，也不在我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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