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本快散架的旧书，对照着一些残破的拓片，念念有词。
黄三娘忙着准备干粮、水、药品，还有厚实点的衣服。她弄来一包味道冲鼻的草药，分给我们每人一小包，让贴身带着，说能辟邪防虫。
豆豆似乎也感觉到不寻常，比以前更安静了，常常抱着个破布娃娃，坐在门槛上看着我们忙活。
出发的前一晚，黄爷弄来一瓶白酒，切了一盘猪头肉，算是犒劳。
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没人多说话。
老柴依旧闷头抽烟喝酒，老范小口抿着酒，眉头紧锁，像是在思考什么难题。斌子和泥鳅倒是吃得欢实，但眼神里也藏着紧张。
黄爷端起酒杯，扫了我们一眼：“明儿出发，规矩都别忘了。手稳，心细，嘴严。能出水最好，出不了水，人也得全须全尾地回来。干！”
我们都端起碗，碰了一下。
辣酒入喉，像一道火线烧下去，却驱不散心里的那点寒意。
吃完饭，我回到柴房，看着角落里已经打包好的工具包，心里怦怦直跳。第一次下那种大墓，说不怕是假的。上次下墓时听到的那声叹息，还有那个黑窟窿，总在我眼前晃。
正胡思乱想，门帘一挑，黄三娘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个小布包，走到我面前，不由分说地将之塞到了我手里。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个白面馒头，还有一个用红绳系着的铜钱，像是“五帝钱”，磨得锃亮。
“明天揣着，饿了吃。”她声音很轻，不像平时那样带着戏谑，“铜钱辟邪，压兜底，别弄丢了。”
我捏着那还有点温热的馒头和冰冷的铜钱，喉咙有点堵：“三娘......”
她没让我说下去，伸手替我理了理衣领，动作很轻。她的手指有点凉，碰到我脖子上的皮肤，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把三娘抱进怀里，可又根本没那个胆子。
“小子......”她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油灯光下显得特别深，“机灵点，别傻乎乎地往前冲。看着点斌子，他有时候虎了吧唧的。也......看着点自己。”她说完，没再停留，转身出去了。
我握着那个布包，在原地站了很久，心里乱糟糟的。那点恐惧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下去了一些，另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冒了出来。
第二天凌晨，天色墨黑，风刮得更猛。
我们一行六人，分乘两辆破旧的212吉普，悄无声息地驶出四合院，融入了北京城尚未苏醒的街道。
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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