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将民族国家直接带到每一个公民面前的方法，并可平衡人们对那些“超越政府的事物”(如宗教，与国家不一致的民族或人种，或阶级差别)的效忠。
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从历史上看它是个新事物，虽然它体现出人类群体某些非常古老的反对“外人”所具有的，或他们认为他们具有的共性的东西。实际上民族是需要被建造的。撒丁王国首相阿泽利奥在1860年说道：“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我们必须接着缔造意大利人。”因此建立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制至关重要。特别是国家教育机制(主要是小学，用以向学生强行灌输爱国主义等社会价值，并推广标准民族语言)，军队(特别是义务兵役制)，国家就业机制等。国家通过普通但无所不在的代理人，从邮差警察到教师，而直接向下接触到其境内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它们可以要求公民积极地投入国家，这便是所谓的“爱国心”。这样，政府和被统治者通过民族主义，在道义和心理方面建立了联系。明治维新，也就是这样使一个新的自豪的民族得以在日本崛起。
由于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因此即使在国家危急关头，也只能求助于传统的资源，即对皇帝个人和对文化传统的忠诚。如果提倡民族主义，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对满洲人的统治地位产生质疑，因此中国迟迟不能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和旧的传统国家在凝聚力及效率发挥上的差别，在甲午战争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日本平民和中国平民来说，战争对他们个人的影响程度都差不多，但做出的反应强度却完全不同。(这就是主人翁意识么?)。只有到了推翻清帝国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才能顺利发展。到抗日战争时，虽此中日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时是更大了，但由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中国就变成不可征服的了。
所以说民族主义是现代各国的必经之路之一。再举奥斯曼帝国和印度为例。青年土耳其党在1908年初执政时，企图塑造一种以法国18世纪启蒙信念为基础的全奥斯曼爱国主义，不分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这种设计最后以失败收场，土耳其的现代化，不得不从对帝国政治效忠的希望，转移到纯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现实。1915年后，土耳其不得不通过种族清洗(包括1915年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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